We Strive for a Brilliant China

2015年01月25日

中国创新不足吗?

Filed under: 经济 — L. @ 19:59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朱天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中国的创新不足一直以来被当作既成事实而为人诟病。在网上随便搜索一下“创新不足”四个字,就可以看到铺天盖地的文章或发言批评中国创新不足的现状,痛陈中国创新不足的种种原因——无外乎是体制的弊病或者文化的缺陷,警告创新不足将拖累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确实,我们生活中几乎所有的用品都可以说是西方发明的。很多高科技产品和设备虽然是中国制造,但是核心技术却是发达国家的。我们用的苹果手机也是中国生产的,但中国的附加值只是整个手机价值的零头。中国有数十万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但年年的诺贝尔科学奖都与中国无缘;而瑞士这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小国却出过二十多个诺贝尔科学奖成果。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创新确实非常不足!但是,少有人想到,这样的比较可以用到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身上——不只是中国创新不足,巴西、墨西哥、土耳其这些人均收入高于我们的发展中国家的创新甚至还要不足,更不用说其他更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了。事实上,不只是中国本土没有产生过诺贝尔科学奖成果,可以说所有发展中国家本土都没有产生过。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之下的创新不足不是中国所特有,而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特征。这样的创新不足显然不是简单的体制问题,更不可能是文化问题,毕竟世界上约140个发展中国家的体制和文化是千差万别的。

拿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简单地相比意义不大。根本不用比,一定差距很大。如果要质问为什么中国(或者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创新不足,就等于质问中国(或者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还没有成为发达国家。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关键的问题不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多大,而是这个差距有没有在缩小,缩小的速度快不快,国家创新体系的效率高不高。

虽然很多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创新水平和能力评价很低,但是由权威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美国康奈尔大学和欧洲管理学院(INSEAD)共同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或GII)却没有低估中国的创新能力。在其最新的2014年国家创新指数排行榜上,中国位居第29名,排到了意大利和葡萄牙等欧洲发达国家的前面,而排在中国前面的全部都是远比中国发达的高收入国家。显然,根据这三家机构的评价标准,中国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最强的,超过很多人均GDP高于中国的中上收入国家,更是将其他发展中国家远远抛在后面。

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水平和能力的常用指标有专利申请数、科技论文的数量、研发的投入及科研人员的数量等,不只是看总量,还要看人均数量。在将中国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相比之后很容易看出,无论用什么指标,中国的创新水平和能力与发达国家的距离都在快速的拉近,与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创新水平及上升的速度都遥遥领先。

首先以发明专利的申请数为例,中国在2012年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就在2002年,中国的专利申请总数还不到2012年的10%,世界排名第七。专利申请总数第一当然不说明中国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国家,其实还差得很远。因为中国也是人口最多的国家,所以按人口平均以后的专利申请数中国就比发达国家落后多了。中国每百万人口专利申请数大约只有韩国和日本的10%,不到美国的30%,也显著低于英法德等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均专利申请数已经超过、甚至大大超过了多年来发展水平一直高于我们的国家,包括曾经的超级大国俄罗斯、东欧大国波兰以及中上等收入的发展中大国土耳其、巴西和墨西哥。中国的人均专利数更是数十倍、甚至数百倍于发展水平低于中国的所有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的专利数量虽多,但质量可能不高,尤其是在国内申请的专利。不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认为,虽然各国专利法不尽相同,但所有国家授予的发明专利都必须满足相似的标准,即必须是新颖的、非显而易见的及有工业应用性的。

中国在国际上申请的专利是由外国的专利机构审核的,所以也许国际专利的申请在质量上更有可比性。申请国际专利的一个主要途径是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管理的专利合作协议即PCT(PatentCooperationTreaty)这个平台。从每百万人口PCT国际专利申请数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很大,不到美国的10%,但是超过比我们更发达的俄国、波兰和土耳其,更是大大超过其他发展中国家。事实上,中国的中兴和华为两家公司已经是PCT国际专利申请数名列前茅的公司,进入了世界前三名的行列,这在十年前是不可思议的。

图1.发明专利申请数增长情况的国际比较:199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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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库。

虽然中国的创新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是已经超过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创新水平与发达国家的距离正在快速的缩短。在最近十年里,中国的国内和国际发明专利申请数及授权数的年复合增长率都接近甚至超过30%,是全世界最快的,不只是远远快过发达国家,也同样快过其他发展中国家。从图1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1992年时,中国的专利申请数与印度和拉美加勒比地区(指该地区全部国家申请数之和)相比是处于同一个数量级的,但二十年后,中国的专利申请数超过了欧洲(全部欧洲国家申请数之和)、美国和日本,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专利申请数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没有明显地缩小。还可以看出,中国专利申请数在2002-2012十年间的增长速度要大大快于1992-2002的十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向创新型经济的迅速转型。

专利是创新活动的产出,研发支出和研发人员则是创新活动的投入,也是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指标。发达国家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是最高的,研发人员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也是最高的。中国的研发人员占比虽不到发达国家的1/3,但已明显超过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研发支出占比一直在快速上升,与发达国家水平愈益接近,已经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当然,研发支出的大幅增加并不必然是好事,如果创新体系效率很低,支出的增加不一定会带来相应的创新产出的增长。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供了一个指标来衡量国家创新体系的效率,就是每百万美元研发支出所带来的发明专利的申请数。用这个指标衡量,中国的创新效率一直在不断提高,超过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与效率最高的韩国已经非常接近。

技术创新离不开基础的科学研究,科学研究的水平决定了技术创新的潜力和后劲。科学论文发表数是衡量一个国家基础研究水平的主要指标。根据最权威的“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CitationIndex或SCI)及“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数据库的信息,中国已经成为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第二多的国家,仅次于美国。从人均论文数量来看,中国还不到美国的10%,但已经超过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人均收入高于中国的拉美国家。更加重要的事实是,发达国家发表的科学论文总量在2001-2011十年间没有太大变化,而中国论文的数量增加了3倍多,年增长率超过15%,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有人可能会说,光数量多没有用,也许中国作者发表的论文质量更低呢。这个可能性当然存在,但是首先,上面所说的论文都发表在质量相对较高的国际学术期刊上;其次,论文的数量其实是质量的基础,两者是高度正相关的。中国的人均论文数量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平均质量可能也会低一些;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数量又显著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质量绝对不会比他们更低。

引用率是衡量科学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汤森路透集团最新的研究报告《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科学头脑:2014》(TheWorld’sMostInfluentialScientificMinds:2014)公布了2002-2012年间全世界在SCI和SSCI期刊上发表高引用率论文(指同一领域和同一发表年份的论文中引用率在前1%的文章)数量最多的约3000名作者的名单。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有112位这样的高引用率作者,数量上仅次于美国、英国和德国,超过了日本和法国,更是把俄国远远甩在后面。从人均数来看,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的相差还很远,但是遥遥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其实,最前沿的基础研究从来都是发达国家的游戏,令人惊讶的不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没有多少世界领先的科学成果,而是为什么作为一个人均收入还处于世界中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经拥有相当数量的世界级学者。

所有关于中国创新不足的流行观点大概都犯了简单类比的错误,即只是将中国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相比或者将现实与某种理想状况相比。简单的类比很容易让人得出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乃体制所造成的结论。可是,中国过去十年里在政治、经济和科教体制上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却在基础科研和技术创新上取得了空前的进步。虽然中国的各种体制有太多的不尽人意之处,但显然没有影响到国家科技创新水平的快速崛起。即使可以将发达国家的制度立即照搬到中国,也很难想象我们的进步还能够更快。

如果以为只要有一个“好的”体制,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创新水平就可以迅速赶上发达国家,那就把科技进步想得太简单了。若真的只是体制问题,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全世界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通过体制变革而成为领先的创新型国家。事实上,中国已经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中创新水平最高、也是全世界创新能力增长最快的国家,难道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佳的创新体制吗?这大概不会是相信体制决定论的人所希望得到的结论。

简单的类比也容易让人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归结为文化上的缺陷,好像中国文化天然不利于创新。殊不知这种差距非中国所特有,而是文化各异的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一直比中国富裕的中上收入国家)的特征。如果中国文化真的不利于创新,怎么解释二十年来中国创新水平举世无双的进步速度呢?

对于技术创新的研究者来说,真正有意思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中国创新还很不足,而是为什么中国的创新力在过去二十年的增长远远快过世界上所有国家,尤其是其他发展中国家。

2014年12月29日

需求不足与充分就业

Filed under: 经济 — L. @ 20:12

有观点认为(代表性的如Lawrence Summers),美国社会的总需求严重不足,所以要达到充分就业,真实利率要负很多才可能做到。可是因为名义利率最低为0,通胀上限为2%,真实利率很难再下降。所以应该保持宽松,提高通胀上限。其依据包括,近年来美国增长速度下降;而且只有在资产严重泡沫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充分就业;持续降息也未能实现充分就业。用Summers的话说,大规模的资产泡沫,极其宽松的信贷,极低的利率,也只能带来普通的经济增长。

对于这种从需求角度来看待问题的方法,我有不同的观点。这个世界缺的不是需求,而是满足需求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必须从供给端去找。换句话说,要通过提高生产力来解决问题。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取决于参与者的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一个一天能造300个零件的工人和一个一天能造100个零件的工人,也许需求水平差不多,但是满足需求的能力却大相径庭。

现代社会的发展更加重了这种差异。一方面,高度分工和信息技术,令高产出者能够更有效地扩大其产出能力(简单的说,增加相同的工作时间,高产出者的超额产出更多);另一方面,更复杂的技术和工作要求,意味着不同的劳动者的差异变得更加显著,在高科技行业里尤为突出。两个人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效率可能相差无几,但优秀程序员和完全没有受过相关培训的普通人的生产能力可能是天壤之别!

个体差异的扩大,换句话说,个体可替代性的下降,对资源配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组织结构如何适应这种差异,以达至“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目标,难度比以往大得多。就好像搭积木,如果所有的积木都是同样的方块,构筑的目标也简单,那是非常容易把所有积木都用上的;可如果积木的形状大不一样,构筑的目标也复杂,如何搭配就是大问题,出现冗余积木块的机会也大增。人与人的组合更加复杂。有的时候,增加人手,如果不恰当组织,反而是降低了效率。对一个社会来讲,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资源的最佳配置,在特定配置能力的限制下,可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充分就业,而是让某些未能达到就业标准的人闲置起来。这可能会带来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值得我们去深思。但是要缓解这些问题的首要条件,是认识到存在这些问题的可能性。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待美国的问题,我们可能会有另外一种解读。在美国的人口构成中,也许存在一个群体,因为教育、技能、态度等方面的原因,无法在现有的最低工资成本水平上达到正常的就业标准(由此似乎应该对提高最低工资保持谨慎态度)。那么,在一个正常的经济资源配置之下,这部分就业是无法实现的。这是技术和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结构化影响,”充分就业”所对应的失业率水平比历史上的平均水平更高了。只有在极端泡沫状态下,才会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充分就业”。(这样的情况在中国有没有?也会有。但是作为发展中的经济体,仍然存在较多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作机会,所以可能还没有像发达经济体那么严重。)

反过来,大规模的资产泡沫,极其宽松的信贷,极低的利率,事实上鼓励了更投机的生产方式,延缓了落后生产力的淘汰过程。在每一次泡沫里,越来越多的人转而从事那些不具备长期产出能力的工作,从而更加重了正常市场资源配置下“冗余劳动力”的比例。所以,与其说大规模激励仍然只有一般性的就业这种现象,是在“佐证”需求不足,不如说,正是大规模的激励和资产泡沫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和整体上的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下降,降低了人口在正常状态下实现充分就业的能力。

如果原因找得不对,解决方案就很难正确。例如Summers就觉得教育太花时间,而增加产出能力不会带来总需求的提高。进一步的宽松、提高通胀上限和扩大公共支出是他的药方。不太同意。尽管短期的刺激政策有利于社会稳定,但是必须意识到它们在进一步扭曲资源配置方面的负面作用。归根结底,社会的富裕只有生产力提高这一条路,而不是所谓的需求端的技术让富人多消费或者借钱给穷人多消费。

从历史数据分析来看,真实收益率与通胀显著负相关(即负的真实收益率显著提高通胀水平),与名义GDP负相关(负的真实收益率有利于提高名义GDP水平),而与真实GDP正相关。最后一点尤其重要,因为这说明所谓的刺激政策(负的真实收益率)最终是削弱了而不是促进了真实GDP的增长。这与我们前面的看法吻合,即过度的刺激政策导致了资源的错配,最后是损害了长期生产力,即真实GDP的增长。

对社会而言,这里的教训是,要尽可能地,为每一个社会参与者,提供和保障高质量的基础教育,确保他们能够达到资源配置的门槛,具备成为一个合格的现代社会的劳动者的能力。对于个人而言,保持开放心态,保持学习能力,不断提升技能,不要落在社会的后面。

2014年04月6日

中国经济:初看脆弱,实则让人欣喜

Filed under: 经济 — L. @ 14:33

柯荆民的博客

译自《经济学人》 2014年3月29日

有些财经记者,就象是能预兆暴风雨的海燕。当他们所在地方的金融业乌云密布、雷声隐隐的时候,他们就两眼放光。而我们作为《经济学人》记者的职业生涯却不同,不断地从陷入麻烦的地方撤退:2007年,离开深陷危机的英国,前往当时尚处于繁荣期的印度。在印度陷入悲伤,满是对于滞胀的惊恐时,先行离开。这是我们休假前,最后一周报道中国经济:中国经济依旧不错,尽管空气质量不那么好。

这个月,中国的公司债市场迎来了建立后的第一次违约,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制造业指数(应为汇丰制造业指数)连续五个月下降,东部地区的官员忙着在二家小银行前劝排队取存款的储户。看来,是喜欢好天气的鸟儿飞走的时候了。

但是,中国经济仍然充满活力,有足够大的空间进行纠错和进一步增长。尽管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已经非常庞大(其 9万亿美元的 GDP规模,大于其他154 个经济体的总和),但还不是一个富国。中国的人均收入(按市场汇率计算)仅为美国的的13%,位列80个经济体之后。

因为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所以容易招致外界吹毛求疵的批评。而这,其他较小的经济体在相同发展阶段,并不会遇到。观察者希望中国能够跨过一些门槛—— 而这些门槛,其他发展中的经济体直至发展的晚些时候才能跨过。比如,本月的债券违约,对中国的资本市场来说,是痛苦但是必须的一步。大多数评论员认为,对于中国来说,这是姗姗来迟的晚熟。但是,日本直至九十年代末,才有第一次债券违约,当时其生活水准是当今中国的3.7倍。在韩国的人均收入跟当今中国一样时,外国人对其每月的制造业波动,一点也不感兴趣。

中国宠大的GDP总量和过少的人均收入,让人觉得好奇,但这不是唯一的地方。另外一个让人好奇的是,中国金融系统存在的“金融压抑”现象。中国央行规定了银行可以支付给存款人的最高利率,这实际上对存款加征了隐形税。但奇怪的是,中国不象其他国家那样,存款因为“金融压抑”而减少,而是恰恰相反。中国的家庭是“目标储蓄者”:他们存钱以达到特定的金融目标,如支付房屋的首付——即使他们的节俭没有得到回报,他们采用的回应方法是更加节俭,以便达到上述金融目标。

因此,让人非常奇怪,中国的“金融压抑”竟然具有可持续性——当然,有些不满的存款人,为了寻求更高的收益,而去购买互联网货币基金和理财产品。“金融压抑”导致中国的高储蓄率。2012年,中国的储蓄率达到了GDP的50%,超出了中国国内的投资需求,使得中国不得不在海外寻求投资机会(一般为GDP的2-3%)。而这,招致了其贸易伙伴的不满。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批评者虽然持续“炮轰”中国的过度储蓄,但同时也指责中国的“过度借贷”。这些忧天的“杞人”们说,中国的信贷从五年前占GDP的100%,上升至今天的大约占GDP的135%。如果按照央行更宽的统计口径,加上债券融资和影子银行等,可以达到180%。

一个经济体怎么会同时存在“过度储蓄”和“过度借贷”现象呢?这个谜团,可以用一个经典的寓言故事来说明。以一个农场的经济为例。这个农场生产100浦式尔的谷物。农场主将收益的一半,作为农场工人的工资,剩下的归自己。农场工人吃掉了工资的一半,并将剩下的借给农场主。现在,农场主有了75浦式尔的谷物。他吃掉25浦式尔,将48浦式尔作为种子,以取得来年的收成。剩下的2浦式尔,借给了邻居。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没有被消费掉的任何物品都是储蓄。此农场经济就象中国经济,有很高的储蓄率(没有吃掉的部分占50%)。但高储蓄率却与高借贷率结伴而行:农场主的未清偿债务达到了GDP的25%。但是,如果农场工人没有将谷物借给农场主,而是自己吃掉,储蓄就会下降(因为更多的谷物被消费了),借贷也会下降(因为农场工人消费了自己的全部收获,而不是将其一半借出)。

去年,中国收获了价值超过9 万亿美元的产品和服务。其中大约一半属于资本产品(基础设施、住房、工厂和设备)。投资占到了GDP的大约 48%,为有史以来最高。这其中,一些匆匆上马的项目并没有效率,如没有居民的“鬼城”,没有终点的桥梁。其作用,犹如农场主将一些种子撒向了坚硬的水泥地,这些地方当然无法长出作物。

让人担忧但不严重

这种“过度投资”让人担心,但没有大到侵蚀中国未来经济根基的程度。中国的批评者说,中国应该将其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消费掉,而不是将其浪费在“拍脑门”的投资上。如果中国真的这么做了,它的人民会快乐些。但是,应该意识到的是,如果这样,它的人民就不会更富:消费跟“过度投资”一样,都不会留下任何有用的资产。如果农场主撒向坚硬水泥的谷物,被农场工人吃掉,尽管这些工人会吃得饱些,但无法保证来年的收成会更多。

中国的高投资是由大量信贷支撑的。让人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投资狂潮没有导致高通货膨胀呢?投资增加了经济上的生产能力,这种生产能力最终会压低价格。但是,为了提升额外的生产能力,农场首先要做的是,雇佣更多的人手,购买更多的原材料。这种做法,如果走得太远,会推高工资和原材料的价格,最后导致通货膨胀。

中国之所以能逃脱这种命运,部分原因在于,增长的信贷被用于土地和房屋这些存量资产。由于这些资产已经实际存在了,对其进行购买并不会增加对生产能力的需求:购买存量资产既不会增加GDP(因为GDP仅计算新增加的产品和服务),也不会推高工资和消费指数。

但是,这种过度投资会推高资产价格。资产价格的估值不断攀升,会刺激居民借贷欲望,并同时提高其借贷的能力。在此情况下,信贷和资产价格会相互追逐而升高,并且没有现实的制约。如同二个农场主角逐一个谷物仓库,但采用的是越来越高的“白条”形式。

消除信贷泡沫,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困难的工作。唱空者不断地叫嚣,中国出现了“雷蒙时刻”。但是,“雷蒙时刻”仅为美国金融灾难三部曲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为房地产价格不可避免的下降。第二阶段,为雷蒙兄弟破产后,政府对于金融系统的接管——因为此时金融机构之间,已经相互失去了信任。第三阶段,是长时间的消费不足,因为银行因为得到了教训而收敛,而资金提供者遭受重创,正在舔伤口。

中国可能会面临第一阶段。此时,人们会发现,他们不再象他们想象的那么富裕。但是,中国会逃过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中央政府不会让银行倒闭,而是会介入,让银行从其资产负债表中转出坏账。在此情况下,信贷会不再象以前那样快地增长。由于中国的信贷过剩,没有增加太多的GDP,故消除信贷过剩,并不会对GDP造成很大影响。如果信贷和消费的缺乏,确实威胁到发挥生产的全部潜能,政府会让银行借贷,让国企花钱。

以上说得太好,以致有人可能不相信。但这确实反映了中国过剩性的特质:资产价格可能会下降,但生产不会。中国没有通货膨胀,也没有大的贸易逆差,因为它花钱没有超出其收入。因此,中国不需要减少花钱,要做的,只是把钱花在合适的地方。对应每一个要萎缩的夕阳行业(钢铁、太阳能和高档住宅),中国都有要相应的朝阳行业(医疗保健、现代物流和中低档住宅)。否则,中国经济就不能发挥出其潜能——尽管中国必须消费更多的收成,并且减少投资,中国还是应该将其收成全部收上来再说。

当然,将人力资本和资金资本进行重新配置,从过剩的产业向不足的产业转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这不是中国独有的挑战,也不是中国此段历史时期独有的挑战。如同其他经济体一样,中国产出的构成,处于不断的变化中。仅就过去的六年而言,出口从GDP的38%下跌至25%,而服务业则从42% 上升至 46%。

中国的过剩,应该站在正确的视角理解。相比其他高速发展国家和地区的类似阶段,中国每个工人确实积累的资本更多(见下图)。但是,中国的前方还有很多发展阶段。比如,现在其每个工人的资本存量仅相当于韩国的四分之一。当经济发展时,看似严重的问题会逐渐随着汽车的后视镜消失。1998年,超过40%的贷款发生了问题,当时,政府花了5万亿元来解决这个问题,相当于当时 GDP的58%。但是,中国的增长使得这些看似严重的问题变小:现在,5万亿元还不到中国GDP的9% 。新的产出,迅速使旧的产出黯然失色。事实上,1949年之后的全部产品和服务,有超过30%在2010年后生产。

在先前去上海的旅行中,在当时这座城市最高建筑最高层的酒吧Cloud 9里,《经济学人》的记者喝了一杯。几年后,当他向妻子推荐这座酒吧时,才意识到(有点晚了)这座酒吧所在的建筑,已经不再是上海最高的了。现在,在前二座最高建筑的附近,奇迹般地出现了第三座高楼。对此,先前的二座高楼“欲倒东南倾”。

这个新高楼的新高度,最近被二名外国侵入者所丈量。他们将攀越过程的视频放在了网上。这二个人的装备,看起来实在简陋,但从顶上往下看的感觉,确实扣人心弦,让人震撼不已。装备简陋,但成绩不凡,这种感觉让报道中国经济的外国记者很晕眩。

译自《经济学人》 2014年3月29日

2013年04月13日

汇率、增值税与服务业发展

Filed under: 经济 — L. @ 13:54

周小川

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3年第14期 出版日期 2013年04月15日

  汇率、增值税与服务业发展这个题目,涉及汇率与增值税出口退税的政策定位;涉及汇率并轨改革和推广增值税两项改革在1994年一并推出的内在联系;也涉及大力发展服务业需要哪些配套政策。几者之间有非常重要的相互联系,与经济政策制定也有密切关联。

汇率改革脱胎于多重汇率的遗传基因

  在经济改革初期,中国实行的是多重汇率体制,计划经济体制留下来的遗传基因也正是多重汇率体制。事实上,经互会各国如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实行的都是多重汇率体制,其根本原因是国内价格体系和国际市场价格体系不平行。

  计划经济制度下汇率的另一特征是本币通常严重高估,以保证计划当局能向国家项目和国有企业分配非常便宜的外汇,以支持国家主导的发展战略。假设国际市场价格体系是竞争性市场决定的、合理的,那么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价格体系通常是扭曲的,主要体现为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和初级产品价格偏低,最终制成品价格相对较高。

  例如,在计划经济时期,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最终制成品价格很高,其中包括了大量的上缴利税;但能源、电力、原材料等上游产品的价格都非常低,其中包括了大量直接或间接的补贴。为此,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中国需要在价格、税收等多方面减少扭曲,并于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逐渐改变了企业上交利润的方式,即制成品上交利润多、初级产品上交少或吃补贴的状况,后来又推出了产品税。

  产品税是重复计征(Cascading)的,上游产品累交的税少,下游产品累交的税多,税收的不平等是与产品价格的扭曲相对应的,也影响出口制成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为实施一些鼓励制成品出口的政策,就要试图对制成品价格中所含的累计产品税进行出口退税。这面临着一些操作性难题,根本原因是产品税体制下出口退税很难准确计算。由于产品税是多个环节叠加的,需要根据产品的投入产出关系计算出原来累计、叠加的产品税,由此来确定退税力度。

  在价格体系未能理顺的情况下,为了鼓励出口并保持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为了使进口品价格适应国内价格体系,必然要实行明晰的或变相的多重汇率体制。中国很早就开始推进汇率改革。从1981年1月1日开始,实施2.8元人民币兑1美元的贸易外汇结算汇率并与非贸易所使用的官方汇率并存,官方汇率为1美元兑1.5元,这在当年是大胆纠正汇率扭曲的重大改革。

  贸易汇率适用于贸易商品结算,不适用于非贸易领域。这看起来是两重汇率,实际上还不止两重。前苏联的做法是针对几百种不同产品设计几百种汇率,但实际上很难操作。中国当时按照不同的行业和外贸公司设置不同的换汇成本,按换汇成本进行差别性的财务核算,为此也必须防止外贸公司之间交叉经营,这显然是多重汇率体制。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对不同产品执行不同的外汇留成比例。实际上还是变相的多重汇率。

  在多重换汇成本管理到多重外汇留成体制之间,还有一些过渡性做法,在企业承包制阶段曾试行承包各自不同汇率的做法,不仅可以按照行业、产品来确定不同的汇率,还可以针对同一个产品,根据不同企业的财务条件和历史包袱等因素折算出不同的汇率待遇。当然,这会导致缺乏规则的、大量的讨价还价,必然是较为短命的。

推行单一汇率制并全面推广增值税改革

  经济转轨必然要求汇率制度从多重汇率逐步向单一汇率演进。1994年,中国宣布实施汇率并轨,明确建立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特别强调了单一汇率。但要实行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必须纠正国内价格体系和国际市场价格体系不平行的问题,相应地,也必须纠正产品税税收体系导致的价格扭曲。因此,在实行单一汇率制度的同时,也要对间接税(即流转税)税收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

  从税收理论及其实践经验看,增值税和销售税两种体制可以更好地促进跨行业、跨产品的平等竞争。其最主要特征是实行价外税收,也就是税收最终由消费者负担,不影响产品成本。

  增值税体制虽对每道生产环节的销售征税,但有效消除了累计、累进计算税基的扭曲。这样,有利于体现平等竞争原则,包括跨行业的平等竞争,形成公平的产品价格体系,也就有助于各类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的公平竞争。因此,当时中国迫切需要推进税收体制改革。

  1994年税收体制改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广泛推行增值税;二是企业所得税不必再搞差别化,即所有类型的企业(后来也包括金融企业)统一所得税率;三是在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之间重新安排财力并改进财权、事权的匹配,即当时的分税制改革。

  1993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并于1994年1月1日起与汇率并轨改革同时推出。增值税改革大大促进了产品在上下游、跨行业及国际贸易中的平等竞争和价格形成机制建设,优化了产品价格和税收体系,推动了各类企业和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也能让进口商品在国内市场与国内产品相互平等竞争。此外,建立在增值税体系上的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平性合理性大大增强,出口退税的实施可以更加公平和方便,使得产品在实行出口退税后,可以零税率在国际市场进行公平竞争。同时,税收制度的国际接轨也确保了“引进来”的外国产品能够平等地与国内产品进行竞争。当然,如果需要实施一定的产业政策保护,则应该通过关税及其税率来实现,前提是不能违背当时的关贸总协定(GATT)和后来的WTO的规则。总之,实施增值税改革后,才实现了中国产品在国际国内平等竞争的价格体系局面,也为实行单一汇率制度铺平了道路。

  同时,单一的汇率制度也反过来促进了中国价格体系和税收体系的完善。汇率制度的改革扩大了对外开放,扩大了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以及进口产品在国内市场的竞争,这必然产生对国内价格体系和税收体系合理性的挑战,从而增加相关政策改革和校正的压力。表面看虽然这种校正体现在产品层面上,但产品层面的背后实际上是资源配置。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纠正过去扭曲的价格体系,更深层次上是为了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更好地推动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提高。可见,增值税改革、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及价格扭曲的纠正和市场体系建设等,都是环环相扣、互为条件的。

仍存在着回归多重汇率的动机

  作为转轨经济,总是存在着回归多重汇率的动机。

  情况之一是,计划部门制定并实施产业政策,要鼓励一些行业、限制另一些行业,有时找不到有效的激励手段,就可能寄希望于差别汇率或其等价物。

  情况之二是,当客观条件发生变化产生的结构调整压力过大时,一些行业会要求实行特别的汇率或其等价物。例如,2005年汇率改革后,有的行业就希望能够对其保持原来的汇率。又如,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一些行业、企业希望在汇率政策、出口退税等方面实行差别待遇。再如,为保护环境、节约资源,需要用出口退税来限制“两高一资”行业的生产和出口。

  之所以存在这些差别要求,除了一些外部因素,如金融危机客观上使得一些行业、企业出口压力大大增加以外,还有一些深层次原因,主要包括:

  ——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市场扭曲,特别是生产要素配置方面的扭曲,这些扭曲影响了跨行业、上下游、跨产品的平等竞争。

  ——即便在完全市场经济状况下,也面临着不断的结构调整,从而必然涉及到利益调整,在此过程中,利益受损的一方就希望得到保护,并对调整予以抵触。这种保护主义情绪在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也都存在。

  ——一些部门或行业在制定产业政策过程中,往往会选择一些鼓励性或保护性的措施,这种措施应该体现为投资政策,但也有可能在出口退税和汇率补贴方面提出要求。当然,这些差别要求也可能是出于纯粹的利益关系,处在不同行业的不同利益主体,会有不同的要求。这在成熟市场经济一般较少发生。

  问题是,为什么汇率制度改革不能开倒车?如果不同行业实行不同的汇率,不就又回到了多重汇率体制吗?如果出口退税不是按照已纳增值税进行退税,实质上也就是在实行多重汇率。

   需要明确的是,现在遇到的问题与上世纪90年代是不一样的。在1994年汇改之后,一个突出问题是税收方面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出口骗退税问题。当时有观点认为,这主要是因为退税率高,诱惑力太大,因此应该有选择地降低出口退税率。但后来随着税收征管体系和发票制度的不断完善,这个问题就逐步得到解决,至少可以说,骗退税问题与增值税税率关系不大,也与出口是否真实报价并收汇关系不大,而主要取决于出口商品的增值税进项发票的管理和核查。这之后,也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动机要实行差别的出口退税率,并引发了一些争论。

  在这次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普遍恢复了出口退税率。商务政策制定者提出,各类产品要以出口零税率在国际市场上平等竞争。这表面上看是出口产品的政策问题,但实际上涉及到了汇率制度问题,涉及到我们的汇率制度将来是不是坚定走单一的、市场化的汇率体制,这至今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汇率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

  服务业是中国当前发展战略中最强调的一个领域。目前相对于制造业而言,服务业发展尚很不充分,占中国GDP的比重也较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汇率和税收制度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汇率在概念上可表达为一国可贸易货品和不可贸易货品的比价。所谓的不可贸易货品,最主要的就是服务,大多数服务不可跨境递交。当然不可贸易货品也包括一些工业产品,比如电力,一般情况下电网未延伸至他国,所以电力往往也属于不可贸易品。在互联网发展和全球化日益深化的条件下,一些不可贸易货品变得可外包、可贸易,但多数服务业仍不可贸易。从这个角度说,汇率给出了可贸易货品和非贸易货品之间的总体比价。对此,可简化理解为,当本币相对低估时,经济资源(各生产要素)会向可贸易行业倾斜,其回报和收入均相对较高而具有更大的相对吸引力;相反,当本币相对高估时,可贸易行业的相对吸引力较弱,使得更多的生产要素流向不可贸易行业,也就是说服务业的收入和回报相对较高。因此,汇率反映了可贸易货品和不可贸易货品的比价关系。

  2005年汇改以来,在经济生活中可以实际体会到资源配置分布的相对变化,特别是在农民进城务工的行业选择和新投资的行业分布上,有了悄然但又明显的变化。这也是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结构调整方向的变化。

增值税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

  增值税制度对服务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1994年税改的设计过程中就有观点提出,从欧洲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增值税制度应尽可能广泛覆盖所有行业,包括服务业。当然对于一些小商户、个体户、小餐馆等小型服务业,可用一些特殊的简化措施,但总体来讲增值税应全面推行。从实施情况看,当前中国工业制造业已经普遍实行增值税制度,但对服务业,有一部分已实行增值税,但另一部分仍实行营业税。这一过渡性制度安排会影响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以及工业和服务业的比例关系。

  1994年增值税改革在工业领域的全面实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推动了中小工业企业发展。中小工业企业往往是专业分工和生产链中的小环节,产生的附加值较小,销售利润率也往往很低,如按出厂价而不扣除中间投入的成本为税基去计税,很难起步和生存,大多数初创小企业的设想被扼杀在摇篮中。而增值税则以增加值为税基,扣除了投入品成本,企业再小也可以设立,也就体现了大、中、小企业平等竞争。二是大大促进工业生产链的专业化分工。过去中国的工业企业是“大而全”、“小而全”,从上游到下游都是自己生产,这也与产品税制度有关。一个企业生产上游产品,需要交一次产品税;另一个企业生产下游产品,不仅自己交产品税,还要为上游原材料再交一道产品税,出现累计重复征税。如果企业同时生产上游产品和下游产品,即搞“大而全”或“小而全”,就只交一道产品税。产品税体系鼓励了“大而全”、“小而全”。在增值税制度下不存在这个弊端,企业只需要对增加值部分交税,提高了企业进行专业化分工的积极性,并提高了效率和质量。三是解决了出口退税问题,大量的出口企业不论是大是小,是出口最终产品还是零部件,均能出口退税且公平竞争,不必再按公司、按产品、按留成比例去和主管当局讨价还价。

  再看服务业情况。增值税制度没有全面推行,对工业企业征收增值税,而对一些服务业征收营业税,有不少问题。

  一是导致了服务业和工业企业的不平等竞争,制约了服务业的专业化分工。例如,当企业需要生产性服务时,如果工业企业用“大而全”、“小而全”的方式自包这种服务,则该服务的中间投入品成本可以抵扣增值税,出口时也可以退税;但如果从服务业企业购买这种服务,由于服务业企业只能提供营业税发票,采购企业就无法享受增值税抵扣和出口退税。这本身是对服务专业的一种扭曲甚或歧视,没有体现公平原则,同时也导致企业在服务需求方面仍然追求“大而全”、“小而全”,进一步影响到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是服务业的营业税类似于过去的产品税,往往重复计征,因此一些低附加值、小型专业化服务业企业难于初创。比如,想设立一个初期附加值只有3%的服务业小企业,如果要交5%的营业税,就无法设立和生存,而在增值税体制下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三是在出口退税方面导致服务业外包出口受到歧视和不公平竞争。外包服务往往也用了不少外购的设备、投入品和其他企业提供的服务,但却不能享受出口退税,影响服务业外包的出口竞争力。

  四是工业企业实行增值税、服务业实行营业税或者部分实行营业税,还可能导致增值税发票体系的严密性出现漏洞。从理论上说,增值税发票体系本身非常严密,环环相扣,有较好的交叉检查特性,但两种税制混合实施就容易产生漏洞,影响增值税体系的完整性和严密性。其一是交叉检查链条会有中断现象;其二是会出现一部分不能用于抵扣和退税的游离性增值税发票。

  可见,产业结构调整、服务业本身的发展都与税收制度安排有关系。在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以及服务业内部,实行不同的税收制度,往往导致竞争场地不水平,影响部分服务业和相关产业的竞争力,并进一步导致行业发展的不均衡,影响资源配置的优化程度。1994年税改起步时,有相关研究报告就已指出,还有两项后续工作要寻找时机推出:一是转向消费性增值税,这一转向已在推行;二是增值税向服务业扩容,当前也应逐步提上日程了。

  总之,在后金融危机阶段,一些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应提早作出准备,为实现发展方式转变、为实现经济发展更加依靠内需的结构转变、为更好地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做好研究工作。

作者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本文为其在2009年11月27日中金论坛上的内部讲话,经修改审定,此次正式发表

2012年04月29日

读秦晖《传统十论》(2)

Filed under: 经济, 历史, 圖書 — L. @ 00:11

第二论,谈中国历史上的“抑兼并”和“不抑兼并”。

这篇其实可以跟秦晖的谈当代改革的“尺蠖效应”参照来看。可以看到,从古代到现代,很多东西极其相似。

抑兼并,可以理解为国家采取严厉措施反对两极分化的行为;而不抑兼并,则主张国家应该放任不管。抑兼并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以共同体(而不是以公民个人权利)为本位的传统社会(包括中、西方在内的一切前近代社会)本质所决定的一种政策。因此,不管是焚书坑儒的秦朝,还是独尊儒术的汉朝,经济政策上是相似的。文化专制不管以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为符号(不管“独尊”的是儒术还是别的什么术),从根本上说就是与经济自由不相容的。

历来“抑兼并”者都有两大理由,一是道义方面的,即削富益贫为的是“百姓均平”;一是财政方面的,即“利出一孔”为的是“富国足用”。前一理由源自早期儒家,后一理由源自早期法家。正如我国汉以后的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都是“儒表法里”的一样,在“抑兼并”方面通常也是说的道义理由,实际动机则多出自财政理由,即通过经济垄断充实国库。我国历史上历次大规模抑兼并运动,都是在朝廷财政危机的背景下发动的。而多数王朝的崩溃恰恰是朝廷的“汲取能力”过分强化而使民间不堪忍受所致。

先秦法家是公然鼓吹以“国富民贫”为治国之要的。商鞅认为民贫才会求“赏”,而国富才能给“赏”,两者皆备则朝廷便能以“重赏”驱民去干任何事情,因此国家“利出一孔”而人民“家不积粟”是最理想的。韩非更有“足民何可以为治”的宏论,认为百姓富足了便会想入非非,不好治理,只有让他们贫穷才会依赖于国家。

另一方面,道家在无为而治、自由放任的旗号下主张“不抑兼并”,其道义理由是“官不与民争利”。然而在传统中国语境中,“官”与“民”这对对立范畴是有双重含义的:一为“公私”之别;一为“贵贱”之别。所谓“官”不与“民”争利就有两种解释:一是国家不与私人争利,二是权贵不与平民争利。“不抑兼并”的道义理由正是基于后者,但其实际理由通常却是基于前者。即:国家应当放手让权贵们攫取私人财富。其极端后果也是王朝崩溃、天下大乱。

所以,传统中国常见的是:“不抑兼并”导致权贵私家势力恶性膨胀,而“抑兼并”又导致朝廷“汲取能力”恶性扩张,于是朝廷轮番用药,在“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交替循环中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直至危机日重而终于崩溃。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兼并”在本质上并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权力行为。“权力也统治着财产”、“通过如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等办法来捉弄财产”。“权力捉弄财产”的封建经济不可能讲“过程的公正”,无论专制朝廷的“公权力”还是权贵家族的“私权力”都既不让规则公平更不让起点公平,于是国家的“自由放任”会放出无数土皇帝与土围子,却放不出一个中产阶级,而国家的经济统制也只会“与民争利”,却统不出个理性调控机制。

2012年04月23日

专访央行行长周小川:利率汇率改革再推进

Filed under: 经济, 金融 — L. @ 22:38

财经

  ——专访央行行长周小川

  历经十余年改革,中国金融业正迎来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型时刻。

  4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当月16日起,扩大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浮动区间,由0.5%扩至1%。此举距离1994年人民币汇率改革已有18年,在此期间,人民币汇率缓步升值,终至临近均衡。

  随着均衡点的接近,资本流动以及汇率波动的双向性日益明显,人民币单边升值的压力及其可能引发的负面效应亦渐趋缓解。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水到渠成,人民币国际定价的主导权将由管控进一步让位于市场。

  相较于汇率自由化改革的突围,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亦呼之欲出。近年来,金融脱媒之势迅猛,债券市场蓬勃发展,银行理财产品已成为银行存款的重要替代品;银行信贷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占比明显下降,直接融资比重上升。这一配比的变化,反映出利率管制空间的压缩,市场化力量的扩容。而近年来民间借贷的“野蛮生长”,亦被视为金融压抑下新一轮民间自发的货币价格闯关。

  如同上世纪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利率双轨在完成其孕育市场化力量的过渡性使命后,终将走向并轨。这一切已在决策者的蓝图设计之中。

  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看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条件已基本具备:2003年启动的新一轮银行改革的完成,强化了金融机构的财务硬约束及风险控制能力;经过多年的实践与培育,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anghai Interbank Offered Rate,简称SHIBOR)已成为金融产品定价的重要基础;存款保险等配套机制临近出台;宏观经济层面,通胀压力渐弱。

  由此,贷款利率改革可先行一步,存款方面可通过促进替代性负债产品发展及扩大利率浮动区间等方式推进。

  “两率”改革的推进,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意味着中国银行业将迎来脱胎换骨的剧变,随之而来的资源配置变革必将引发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全局性转变。

  价格改革,贯穿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历史,在周小川看来,中国的改革是系统性体制转轨,改革对整体配套关系的要求比较高,因此在推进利率、汇率改革时,需要作通盘考虑。

——编者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重新建立金融体系。上世纪90年代的金融改革虽然实现了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变,但仍未有效缓解银行体系资产质量问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一度高达2万亿元。

  2003年,新一轮银行改革启动。四大国有银行先后完成财务重组、注资和股份制改造,成功上市。银行业体系的财务状况明显好转,存量风险得以基本化解。如果没有这场银行改革,中国恐怕很难抵御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冲击。

  英国《银行家》杂志评选周小川为2006年度“最佳亚洲央行行长”,两个月前,国际金融领域权威杂志《欧洲货币》又将“2011年度最佳央行行长”的荣誉颁予他。历任央行行长,也只有他获得“人民币先生”的雅号。

  不过,中国的汇率与利率市场化改革尚未最后完成。对于已经在任近十年的周小川而言,对“两率”改革的推进有何思考?近期,《财经》记者就此专访了周小川。

扩大汇率浮动区间

  随着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的扩大,市场供求力量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央行更多的是在市场汇率波动超量时才去干预,其频率会降低,也更加灵活

  《财经》:您曾表示,人民币汇率正在走向均衡,这是否意味着进一步调整汇率形成机制的时机已经成熟?

  周小川: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状况有明显缓解,2011年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已回落至2.8%的水平,外汇市场供求趋于较为平衡的状况,人民币汇率更加趋近均衡水平,境外NDF市场的走势也表明人民币汇率预期已经分化,当前的汇率更多地反映了市场供求关系。

  当汇率接近均衡时,资本流动会是双向的,汇率波动也是双向的,推进汇率改革遇到的困难就会减小,当前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条件也更加成熟。

  《财经》:温总理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您认为,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的风险大不大?在具体的改革措施上,是扩大每日0.5%的浮动区间,还是更好地发挥外汇市场中间价、盘中价及收盘价的作用?在扩大幅度的过程中,央行市场干预的频率和手段是否会发生改变?

  周小川:汇改以来,外汇市场发育逐渐趋于成熟,交易量持续增长,交易品种不断增加,交易主体控制风险的能力逐步提高,自主定价的意愿日渐增强,人民币汇率需要更大的波幅区间,以适应外汇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浮动区间太小,人民币汇率的浮动易于触及边界,当汇率扩大浮动之后,企业和居民会更加重视其作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价格要素的作用,并采取措施积极管理汇率风险,夯实汇率形成的微观基础。此前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日浮动区间为0.5%,扩大浮动区间主要指扩大这一区间。

  从历史上看,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是逐步扩大的。1994年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是0.3%,到2007年扩大至0.5%,截至目前,这一浮动区间已经过了五年时间的适应期,而且随着汇改以来外汇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市场成员自主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在不断提高,企业对浮动汇率的承受能力增强,在此情况下,适当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是需要的,以适应外汇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体现让外汇市场供求关系起更主导的作用。当然央行也有各种手段在必要时对汇率进行管理和调节,以维护人民币汇率的正常浮动区间,风险是可以得到有效管控的。

  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目前是由外汇市场做市商参考银行间市场汇率和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情况在早市开盘时报价形成的,如市场汇率弹性增强了,人民币汇率每日中间价、盘中价、收盘价的弹性自然也会随之增强。随着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的扩大,市场供求力量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央行更多的是在市场汇率波动超量时才去干预,其频率会降低,也更加灵活。

  《财经》:汇率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资金价格。汇率改革涉及到我国经济发展中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的配置优化问题。汇率改革莫衷一是,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为什么争论这么多?

  周小川:汇率问题之所以争议比较多,主要有两个:第一,对就业的影响。如果汇率变得太快,企业适应不过来,就可能裁员、甚至关门,就业压力就会增大。如果汇率变化慢一点,就能够给企业一定的调整时间。

  第二,汇率水平趋向均衡对资源配置是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经济中的有些组别会受益,同时有些组别受损,因此对汇率改革的意见就会有差异。例如,沿海出口地区更关心出口产业的兴衰、当地的就业和招商引资等;内地则可能另有关切。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汇率最好是接近均衡点,如果汇率偏离均衡,就会导致资源配置的错位,给国民经济造成损失,也会给货币政策带来困难。但是这些损失和困难并不那么直观,通常人们也不一定都理解。

  特别是,如果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问题就更加复杂了。在一些人看来,美国要求的肯定不是好事。这种思维至今仍存在,会影响人们对于问题的思考和判断。

  《财经》:其实,在2003年-2004年讨论汇率改革问题时,人们是有不同主张的,有的主张“渐进”,认为一次性调整的风险太大;有的主张“跳升”,您怎么评价?现在是不是还可以搞一次“跳升”?

  周小川:2005年的汇改是“跳升与渐进相结合”,先跳升再渐进。只是对于跳升的认识不同,有人主张跳升5%,有的人主张3%,也有人认为绝对不能高于1%。最后决定跳升2%。

  那次汇改并没有形成想象中的重大冲击,反而减轻了国际压力,朝着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前进了一步。

  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了渐进改革的战略,而且已经走了这么多年,差的也不是太多了,就应该坚持走下去。不必要一会儿渐进,一会儿“跳升”。中国是一个大国,相信“渐进”数年,会达到目标。

  《财经》:在您看来,人民币汇率升值,国内出口企业会怎样进行调整,对出口行业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周小川:汇率改革涉及到出口企业的改进时间。包括如何逐步调整产品、工艺和赢得一部分定价权,其实,中国企业的定价权已在逐步扩大。我们调查发现,中国企业的调整能力也是较强的。很多出口企业在改革过程中都活下来了。由于汇率改革,真正大幅裁员、关闭破产的出口企业并不特别多。这也是渐进改革的好处。从中长期看,汇率的调整会给出明确信号,使未来的投资更偏重内需(特别是服务业)部分,适当减少对出口产能的投资,从而在中期有助于推进面向内需的产业结构调整。

  《财经》:现在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不断加快。一些人主张,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倒逼国内金融政策改革,您认为这种倒逼机制存在吗?

  周小川:“倒逼”之说往往来自事后的评论。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并没有人预想要倒逼汇率改革,这种设计也不太现实。

  也不排除“倒逼”就像“撞击—反射”理论一样,假如某些方面想改革,但是改不动,于是先改革其他方面,对慢的方面就会产生压力,进而推动那个改不动的环节。这种可能性比较戏剧化、故事化,常规设计的时候不会这么做。

  《财经》:也有一种观点认为,香港发展离岸市场等于我们在补贴香港?

  周小川:香港人均收入那么高,内地补贴它,不会是我们的本意。但是香港是中国的香港,发展离岸市场有利于香港的繁荣稳定。“补贴”这个事情很难说清楚。就像在低汇率水平下的出口,事实上补贴了“富人”(发达国家),只不过是间接的补贴,对于这一点,人们往往没理解到。那些因政策漏洞、扭曲而存在的隐性补贴,应防止其持续存在;如果是过渡性的,应尽可能过渡得快一些。

有条件继续推进

利率市场化改革

  目前,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进一步推进,也正在设计论证之中。贷款利率改革可先行一步,存款方面可通过促进替代性负债产品发展及扩大利率浮动区间等方式推进

  《财经》: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说了、做了不少年,现在究竟走到了哪一站?在您看来,新一轮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否应该尽快推进?

  周小川:利率市场化是一个过程。2003年前,银行贷款定价权浮动范围只限30%以内,2004年贷款上浮范围扩大到基准利率的1.7倍。2004年10月,贷款上浮取消封顶;下浮的幅度为基准利率的0.9倍。与此同时,允许银行的存款利率都可以下浮,下不设底。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利率也放开了。同时我们主张,企业债发行利率也放开。虽然银行贷款利率下限没放开,但是质量比较好的大企业的债券是放开发行的,其价格已经完全不受贷款基准利率的限制了。

  目前,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进一步推进,也正在设计论证之中。贷款利率改革可先行一步,存款方面可通过促进替代性负债产品发展及扩大利率浮动区间等方式推进。

  《财经》:您一直强调银行类金融机构财务硬约束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前提,目前我国银行类金融机构的财务硬约束状况和进展怎么样?为什么2004年改革还必须保留存款上限和贷款下限的利率管制?

  周小川: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前,我们曾详细研究过一次利率市场化改革,首先感觉是各家银行改革进度不一。应该说,股改后的银行基本实现了硬约束,它们会担心存款成本抬升,不一定愿意抬高存款利率。有的银行当时还没有进行股改,缺乏财务硬约束,即竞争起来可不计成本、不计效益。另外,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财务约束完全不一样,是没有办法放在一起公平竞争的。在全面实现金融机构财务硬约束之前,往往是质量越差的银行越敢提高存款利率,或者是那些出问题的证券公司,为了救自己而拼命地高息发柜台债,最后赌一把,看能不能够挺过自己的危机。

  事实上,本世纪初曾经进行过改革试点,当时允许农信社的存款利率可以上浮,利率很快就都浮到顶了,但是随即转嫁给贷款利率,抬高了企业整体财务成本。存款竞争反映了当时农信社资本和成本约束尚未建立。

  目前,农村信用社有差不多三分之一是资本合规的;三分之一还需要一两年才能达标;另外三分之一资本充足率尚没有达到4%,其中有一小半左右资本还是负值。如果没有有效的资本约束,竞争往往是胡来的,加速利率市场化改革,最差的三分之一农村信用社怎么办?给不给定价自主权?如发生不正当竞争则道德风险问题会比较突出,可能要给它们时间让其达标。

  再有,银行改革是要消耗财力的,当时希望商业银行经过几年时间、在不太张声势的情况下消化掉一部分改革成本。当然,这并不都是银行自身的错,很多是旧体制和转轨过程所遗留的,当时测算改革成本大概有2万亿元左右,其中有一半多跟政策性业务有关。

  《财经》:利率市场化意味着商业银行具有自主定价能力,目前商业银行自主定价能力如何?

  周小川:并不是说,只要放开利率管制,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之后就必须做到自主定价,这不仅包括贷款的自主定价,还包括负债方业务(如吸收存款)的自主定价。对此,银行并不一定欢迎,这一方面是因为过去长期的利率管制使商业银行形成了较强的依赖性,客户提出疑问也可以将责任推卸给中央银行,说价格不是它自己决定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一旦利率管制全部放开,将对商业银行形成较大的市场压力,这里面既有贷款竞争也有存款竞争,需要自己去对客户做好解释。例如,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人民银行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扩大到基准利率的0.7倍,提升了金融机构的自主定价权。但是,一些金融企业并不愿意对住房抵押贷款行使自主定价。

  经过银行改革,尽管改革成本逐步被消化,硬性约束也慢慢建立起来,但基层还有一些问题,比如农信社改革进度参差不齐。2008年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又出现了新情况。

  《财经》:哪些新情况呢?

  周小川: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实行数量宽松性政策,国外的利率那么低,导致“热钱”往利率相对较高的新兴市场流,包括中国。

  我们的基本看法是,不用太惧怕“热钱”,我们可以筑一个“蓄水池”,“热钱”来了就放在池子里,央行基本上对冲掉,不让它们去扩大货币供应量,减少对国民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以后“热钱”要走就让它走,赚点小钱也可以,毕竟赚得不多。

  但是,也有不少部门和专家对“热钱”流入非常忧虑,在大家对国内通货膨胀不满意的情况下,“热钱”就成为指责的对象。所以,“热钱”一定要管住。可是,境内外利差明白地摆在那里,“热钱”有逐利的动机,怎么办?在这种压力下,存款利率不要着急动。

  因此,实际负利率的存在是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并不是我们有意选择的结果。

  《财经》:这就是说,国际金融危机也是影响我国利率市场化的一个因素,除了这些,还有哪些因素需要考虑?

  周小川:还是有一些因素要重点考虑的,例如,需要有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否则如果银行的家数太少的话,即使银行能够自主定价,也可能“店大欺客”。如果形成了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就可以促使银行之间通过市场方式相互竞争,重视和尊重客户的选择,从而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还要考虑宏观经济条件,如通胀状况。在通胀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推进改革,商业银行在自主定价过程中就有双向压力,表现在价格上就是有上有下的走势。反之,如果通胀比较高,人们会有价格上涨的预期,这样即使实现了自主定价,也容易出现价格单边走势,从而使得改革不得人心,易导致改革中途受阻,甚至夭折。

  《财经》:我们注意到,您在近期《中国金融》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条件基本具备,下一步人民银行将按照中央会议精神继续积极推进。那么,得出这一判断的基础是什么?放开利率管制到底是否可行?

  周小川:利率市场化写进了“十二五”规划,我们也做了金融“十二五”规划的分报告。我们说,有条件把利率市场化改革向前推进;不过,真正推进的时候,还需要克服一些困难。

  1996年以来,以放开同业拆借利率为起点,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金融机构的市场定价权不断扩大,市场机制在包括存贷款和债券等在内的金融产品定价中的作用明显增强。近年来,商业银行财务重组和股份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金融机构的财务硬约束进一步强化,利率定价和风险控制能力大幅度增强。同时,人民银行运用公开市场操作等调控市场利率的能力逐步提高,可为金融产品定价提供参考的货币市场基准利率(SHIBOR)也得到培育。加之,存款保险制度和金融机构优胜劣汰退出机制也正在建立过程中,这将为金融机构在市场竞争中对产品和服务进行科学合理定价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因此,可以说,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条件基本具备。

  当然,改革条件不可能百分之百具备,历来人们对改革的利弊认识就不一样,另外对不同的银行组别和客户组别来说,改革带来的利弊也不一样,因此就有不同的意见和态度。和以前比起来,如果现在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恶性竞争的可能性会相对少一些,但是热钱会相对多一些。关键在于如何衡量改革的利与弊,只有利没有弊的改革是不存在的。

  同时,改革有一个时机选择问题。目前看来,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平息,外部环境还要再予以观察,国内也面临经济趋缓和通胀压力并存问题,所以需要有合适的时机,看能不能形成共识。

  《财经》:如果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您认为改革的现实路径是什么?

  周小川:一个可选择的方案是,允许符合财务硬约束条件和符合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要求的合格金融机构,扩大自主定价权;以建立健全对竞争秩序的自律管理作为过渡,让上述机构开始实行利率自主定价。同时,继续培育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健全中央银行利率调控机制,引导金融机构提高利率定价能力。近年来,人民银行在SHIBOR培育中就自律定价方面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应继续完善和加强。这样,经过一定时间的过渡,会实现利率市场化。

数量型政策工具有自身逻辑

  通胀涉及到货币供应量是否过度,如有过度就应予以对冲。对冲充分了,把过量的部分都放“池子”里,将来通胀降下去了,可以再放出去。真正对通货膨胀形成压力的,还是在于舆论上对于对冲措施的批评

  《财经》:在利率改革和汇率改革迟滞的背后,是近十年来中国宏观调控的市场化程度似嫌不足,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又偏向于数量型,而不是价格型工具。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小川:首先,中国的政策思维倾向于数量型工具,实际上起源于过去的集中性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时期,供给和需求都按数量予以计划并分解下达,不注重价值规律,自然也就不重视价格工具。所以这一倾向有其历史原因,而且是始终就有的。

  其次,为了应对这次金融危机,一些西方国家,最初是美国,后来是欧元区也采取了数量宽松货币政策,使得全球有过剩的流动性和强劲的资本流动,相当一部分流向新兴市场国家,一些国家受到的冲击较大,意见也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自然的选择就是采取数量紧缩政策来应对数量宽松。

  再次,发达国家的规律是,如果通货膨胀上去,长期利率随之上升,导致投资意愿下降。而中国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储蓄率过高, 2010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仅33.8%,消费过低。如果提高利率,对投资的影响有多大?各级政府有大量行政性建设投资,虽然高利率水平会提高长期投资的成本,但是在政绩的驱动下,有时不管成本高低,都要进行投资建设。此外,提高利率对储蓄率和消费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恐怕要在选择政策工具时予以必要的考虑。

  总之,中国和发达国家各自担心的问题有些不一样之处,所以中国处理问题的政策选择还要有自己的分析。

  《财经》:上一轮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成本,很大一部分要靠事后“摊销”;加上资本流入和经常项目顺差导致的外汇占款,以及为应对这次金融危机所采取的经济刺激计划,地方债频发,这些都可能造成通胀压力,因此需要对冲。当前的对冲措施能否中和掉通胀压力?效果如何?难点在哪里?

  周小川:改革成本摊销问题是中长期的,不会集中在近期有所反应。外汇储备的增量变化如不过大,也不会在近中期对通货膨胀有明显的影响。

  总的看来,通胀涉及到货币供应量是否过度,如有过度就应予以对冲。如果对冲充分,就不会导致明显的通胀。对冲充分了,把过量的部分都放“池子”里,将来通胀降下去了,可以再放出去。

  真正对通货膨胀形成压力的,还是在于舆论上对于对冲措施的批评。如果批评声音很大,可能会导致对冲不足,通胀就难以避免。存款准备金增多的时候,反对的声音会增强,一些部门和地区都会有意见,所以,对冲也是得罪人的。

  假如使用公开市场操作的一些工具来对冲,影响就不那么直观,可是反对者一旦明白过来,还是会发出反对的声音,影响决策。另外,使用公开市场工具对短期市场利率会有较明显的影响。总之,不会有十全十美的做法。

  《财经》: “池子”的内容是不是还可以更丰富一些?作用如何?

  周小川:要让货币供应量适度,很多办法都是可以想的。但是每一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从我们的角度看,对冲方式的变化也很多,只是很少有人注意罢了。一旦挑明,倒容易挑起争论。“池子”是一种形象化的提法,当时主要是为了针对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导致货币供应量大幅增长提出来的,为了吸纳过多的流动性,应该说效果还是不错的。同时,这种概念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实现方式,都是可以探讨的。

改革需系统性配套

  我国的改革是系统性体制转轨,对整体配套关系的要求比较高。当前我们在推进利率、汇率改革时,需要作通盘考虑。当然,也并不是要等各方面的条件完全成熟了,才能推进这些改革

  《财经》:不管是利率还是汇率,都是资产或要素的价格,而价格改革又是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十四大以后,改革更加强调系统性。怎么理解改革的这种系统性?

  周小川:我国的改革是系统性体制转轨,改革对整体配套关系的要求比较高,中央、国务院也一直强调这一关系。价格改革对配套要求比较高,需要创造条件并推进形成配套行动来保证改革达到预期目标。回顾改革历程可以发现,价格改革和企业自主经营、自主定价是结合在一起的。同时,价格改革和间接税改革、理清国内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的关系等环节相互联接。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十四大文件中提出:“在保持价格总水平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放开竞争性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尽快取消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加速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进程。”这里面强调了保持价格总水平相对稳定的前提,也提出了生产要素市场化的问题。

  从主要的配套关系看,1993年、1994年重点抓的是增值税改革和汇率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配合商品和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纠正价格扭曲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商品价格中包含流转税,而当时的产品税体系存在税率不平等和重复计征的问题,导致价格扭曲;二是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水平不平行,存在双重汇率甚至多重汇率,出口退税和进口征税都比较困难,企业无法站在同一个价格起点上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导致大量的摩擦,还有走私甚至是损害整体利益的不合理出口。

  《财经》:那么,当前进一步推进利率和汇率改革是不是也需要一些配套关系?这些改革的条件现在都建立起来了吗?

  周小川:利率和汇率改革本质上都是价格改革,意味着给金融领域的企业以自主定价权问题。一方面,银行要有自主定价权,有了定价权以后,客户也要有自主选择银行的权利和空间,这就要看是否有竞争性的环境,从而形成竞争性的市场定价。另一方面,个别微观主体定价可能存在偏离合理水平的问题,这很大程度上与消费者、金融机构之间可能存在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有关,竞争机制将会逐步纠偏。但如果你对定价偏差没有思想准备,就很可能想走回头路。另外,利率、汇率都是综合性的价格,其他重要领域的价格是否也市场化了?这对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会有相互影响甚至冲击,当然,搞得好也会相互促进。

  可见,当前我们在推进利率、汇率改革时,需要作通盘考虑,要考虑税收制度的问题,与国际市场的关系问题,也要考虑是否形成了、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了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微观主体的响应如何,包括金融机构定价行为和能力如何,消费者自主判断和选择能力如何,等等。从过去的改革经验看,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

  当然,我并不认为要等各方面的条件完全成熟了,才能推进这些改革,而是说,改革可以是相互促进的,有些领域到位了,就能推动其他领域的改革跟上来,相互促进、推动。但一开始时,你会看到摩擦、不配套、不协调,甚至是消极效果,这就要贵在坚持。就如前面举过的例子,在汶川地震后给了商业银行房贷利率更大的浮动区间,但一些商业银行不愿自主定价,不愿面对客户的询问,顾客如抱怨价格或贷款条件,商业银行柜台可推脱说是中央银行定的,从而对此不承担责任,这样既简单、省事,又不得罪客户。

  此外,深究起来,这还涉及到商业银行的定价模型、数据基础等能力的逐步建设。

  再有,作为价格改革的利率、汇率改革,还需要有一定的宏观经济条件相配套。

  《财经》:利率汇率改革需要什么样的宏观条件?

  周小川:在通货膨胀率比较高的情况下,进行价格改革往往是比较难的,因为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有可能进一步推高通胀,容易导致人们的不满,对决策者形成压力。在通胀控制得比较好的情况下,价格改革就比较容易出台。这就涉及到宏观调控。

  《财经》:对于改革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有一些争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您主张如何处理改革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周小川:一种说法是,在宏观调控比较好,把通货膨胀管住的情况下,才容易推进价格类的改革。通货膨胀上来的时候,各项价格管制措施往往马上就出来了,就不容易改革。我同意这种看法。

  另外一种说法是“通货膨胀无大害”,认为通货膨胀没关系,可以在高通货膨胀、高增长速度下进行改革。我认为不太现实。

改革益处在于资源配置优化

  在进行改革的利弊分析时,不要光着眼于一些表面问题。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好处来自于资源配置的效率和优化,这是大家受益的基础,而不一定是为了解决一些各不相同的具体问题

  《财经》:回顾过去的市场化改革,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就涉及到改革如何能带来好处的问题。目前人们寄希望于利率市场化改革能缓解“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您怎么看?

  周小川:应该说,总体而言,我们推进改革追求的是资源配置的优化,配置效率的提高。也有人把改革的动机看成解决某个问题的途径,而不是从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看待,例如,您提到的“贷款难、贷款贵”而银行利润比较高等问题,一些人认为利率市场化改革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剂药方。

  改革早期,人们往往把商品价格的扭曲归结为流通领域中的“长途贩运、投机倒把”,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流通领域固然有问题,但作为中间环节主要还是起传递作用,实际上流通环节只是把生产领域的问题传递到了零售市场。金融也是类似,金融更多的是发挥媒介作用,把多余的资金传递到需要资金的用户,通常也把价格传递或转嫁出去。

  要看到,“贷款难、贷款贵”在特定阶段与通胀水平较高、控制总需求压力较大这一宏观状况有关,靠微观定价机制不一定都能解决。如果缺乏必要的宏观条件,利率放开了,可能会出现贷款更贵的情况。利率市场化的真正好处还在于资源配置的优化。有些人希望宽松的宏观政策有利于缓解“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但可能是恰恰相反,抑制通胀的宏观政策才会是真正有帮助的。

  《财经》:这意味着市场化改革要着眼于资源配置优化,而不是为了解决一些短期内出现的具体问题。为此,还是要理清思路、创造条件、下定决心,是这样吗?

  周小川:的确如此。首先是在进行改革的利弊分析时,不要光着眼于一些表面问题。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好处来自于资源配置的效率和优化,这是大家受益的基础,而不一定是为了解决一些各不相同的具体问题。

  过去我们经济社会中存在很多低效率问题,都间接或直接地与价格体系的扭曲有关系,但改革可能触动一些人的利益,也有人担心价格改革容易推高通货膨胀,因此往往不易下决心,甚至试图回避这一类有难度的改革。如果把这些问题都想清楚了,就有助于我们下决心推进改革。

  改革是一个大的系统转变,需要有一个大致合理的顺序安排。同时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需要体现帕累托改进,即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这种优化将带来效益、带来好处,不断把蛋糕做大,是有其内在理论基础的。

2012年01月30日

一年前致吴敬琏先生的信

Filed under: 经济, 新闻与政治 — L. @ 23:52

柳红

(转载按:转载不代表赞同作者观点,关注后续事实及发展。另:不支持新浪博客单方面删除作者原文。)

旧历年过了,进入新年,因吴晓波《吴敬琏传》而起的种种以及官司竟然拖了两年,这是始料不及的。在过去两年中,人们都认为官司和吴敬琏有关,又都投鼠忌器,且不少人对我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别提吴敬琏”。但是,事实上,吴敬琏始终很深地介入了这场官司。其中是非曲折,明眼人清楚。然而,官司进展却那么曲折。

回看将近一年前我给吴敬琏先生的信,它大概记录了截止到庭审结束的情况。如果说,官司有三个阶段的话,到此为止,只是进行了两个阶段。变化发生在后面,直至一审判决。

先将历史留存。之后的情况,待我写来。

2011年3月柳红致吴敬琏的信

吴老师,您好!

从2010年5月至今,经过十个月的法律程序,我起诉吴晓波抄袭案进入等待判决阶段。想不到,吴晓波为您80岁生日赶制出版的《吴敬琏传》引发了这样的风波:先是我和吴晓波就书中内容进行批评与反批评;继而就抄袭行为提起诉讼、对簿公堂。虽然您没有公开表态,但是,您实际上参与了诉讼过程,我也感受了您对官司本身,及其对外界的影响。当我提笔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很清楚,这是到了面对您,面对我自己,和直面历史真实的时候了。

2010年2月8日,我在《经济观察报》发表《话语权背后的责任—兼谈吴晓波著<吴敬琏传>》一文后,您的几位学生在邮件里也提出了对吴晓波著《吴敬琏传》的批评,有针对史实的,有针对观点的,也有提及抄袭的。大家愿望善良,出发点积极,哪怕就在这个最小范围内讨论,最小程度地改错,最快地消除负面影响,这不但对吴晓波很有帮助,而且对您本人也是一件大好事。至为可惜,您没有意愿跟我们讨论有关这部书的问题。

尽管如此,我心下还是寄望吴晓波著《吴敬琏传》的错处是出于仓促、疏忽,仅仅是作者吴晓波之失;还希望您认同我的意见,提醒或者批评吴晓波的不严谨。然而,一位同学给我发来您的表态。那是2010年2月20日《广州日报》刊登的对您采访:“在这之前,也有人给我写过传记,但时间比较久远了。这本传记,是我最近的一些思想的整理,这也是我想要做的。吴晓波为这本书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搜集了很多资料,从他设计的提问来看,吴晓波是经过仔细研究的”。这段话给了我双重心理冲击:一是,当我和您的一些学生批评吴晓波的《吴敬琏传》不严谨,是快餐式写作时,您却毫无保留地肯定他研究仔细;二是,您使用的称谓——“有人”。说实话,这个称呼让我觉得生疏、遥远、凉薄,因为您口中的“有人”不是别人,就是我,是曾经为您工作九年的研究助手。

3月1日,吴晓波在《经济观察报》发表回应文章:《对于诚意的怀疑我必不能接受—答柳红对<吴敬琏传>的质疑》。其傲慢和自以为是的态度,是对所有研究者和写作者基本准则的挑战,他写道:“对我来说,用两到三个月时间写完《吴敬琏传》,不是什么有难度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只采访吴敬琏一个人?”我也注意到他文中这段:“在书稿完成后,我又与传主前后进行了三轮大幅度的修改,2009年平安夜的整个白天,我都是在传主北京的寓所里度过的,……2010年元旦的那几天,年近八十的吴老师也没有好好休息,都是在修改书稿”。吴晓波明确地将您和他的《吴敬琏传》捆在一起,这只是他虚张声势的语言绑架?我不确定,只知道吴晓波傲慢轻蔑的回应,是在您接受报纸采访称赞他做了很多准备、搜集很多资料和研究得“仔细”之后。

随后,我发表《面对历史:只有诚实和谦卑—-吴晓波著<吴敬琏传>的硬伤、软伤及其他》(《经济观察报》,2010年3月8日),并将文章群发给您和您的学生,希望大家批评指正。在收到的反馈中,一位同学说,才看了一章,就认为它是一本“快餐传记”。另一位说:“两本传记我对读过,很多错误我都没有发现,读了你的回应文章,我才注意到了。著作家需要对自己作品中涉及的人和事持负责的态度,吴书过于仓促随意。”出于对您的爱护和对历史的尊重,他还提了一个建议。然而,3月9日您给他回信,而且您也让我们大家看,其中您这样写道:“我并不认为你关于‘吴晓波的书在修订之前,不宜重印或进一步扩散。修订之后,需要找人专门审稿’的建议是可以接受的。” 您的理由和其后的遣词造句,让我们看到了您的某种情绪。此后您和吴晓波对传记风波都采取了沉默态度。

然而,自从吴晓波写的传记一出来,书中的各种史实差错,就遭到一些熟知历史的人批评。一些经济学界前辈,从不同角度指出了不同问题。直到最近,还有人挑出一批常识性错误,例如称您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走资派”。只不过因为这些批评者或者没有话语权;或者认为此书这类常识性、基本性错误太多,而作者吴晓波又是这样一位商业作家,不愿与之计较,因而他们的批评并不为公众所知。

接下来,有人被授意写了一篇摘清您和吴晓波关系的文章,原拟用《经济观察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这篇文章在最后时刻被报社否决,因为它并非该报立场。此事您知情。而后,我则被告知不会再刊登我的批评性文章了。这对您、吴晓波、我、传记的读者、这场讨论的关注者来说,都是一件憾事,因为关于如何尊重事实和尊重知识产权,进行开诚布公的平等讨论,对所有人都有裨益。

吴晓波的《吴敬琏传》(2010年版)与我的《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吴敬琏》(简称《吴敬琏评传》(2002年版)在内容表述和文献引用上大量雷同,在道德层面上,其抄袭行为显而易见;在法律层面呢?经过比对并向律师请教,初步认为吴晓波的抄袭行为构成侵权。于是,2010年3月初,我先通过律师发函,知会吴晓波,指出其抄袭,请他赔礼道歉。

律师函发出后,吴晓波的律师(第一次聘用的律师)来北京与我的律师有一次会谈。他讲到这样几个意思:如果我起诉,就是为了炒作,等着我的官司还多着呢。不仅如此,官司会影响吴敬琏老师的名誉,吴老师会为吴晓波作证等等。殊不知,我没有直接起诉,而是以发律师函的形式,是给吴晓波的第一次机会。但是,他不仅不知错认错,反而用案外因素“要挟”。两个月后,2010年5月,在超过律师函约定一个月后,我方启动诉讼程序。

当批评吴晓波《吴敬琏传》的文章在报纸发表后,就有过这样一种声音:“现在是‘凝聚改革力量’的时候”。言下之意,涉及您的批评就是削弱、反对甚至瓦解改革的力量。而律师函送达吴晓波之后,又有“警惕柳红背后的人”,“救国为重”种种说法。于是,简单问题被复杂化,法律问题被政治化,是非问题被模糊化。这些,让我联想到和您一起工作时所熟悉的您的某种特点:习惯“讲政治”,有时用“敌情观念”对待不同的声音。在吴晓波的《吴敬琏传》中,把学术观点、政策主张的不同,统统归为对立面的“论战”,甚至杜撰出引人联想的隐喻,比如在“间谍门”的注脚下,从“位于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写到龚方雄,再扯出他的授业导师厉以宁,然后用《华夏时报》的一段报道,点出厉以宁和您观点根本不同。这么长的链条,不知是在说构陷您于“间谍门”事件的,是和厉以宁先生有关?抑或是隐喻其他?

我对吴晓波的诉讼涉及了“法理”和“情理”两个层面:

第一,在“法理”层面的核心问题是何谓抄袭?2010年5月12日,吴晓波在他的博客上发表声明,写道:“柳红与我,面对的是同一个创作对象,势必有很多情节类似,吴老对她说过的话,对我又说了一遍,甚至说得更加详尽,如果因此而涉及‘剽窃’,我估计日后法院将门庭若市。”此言自欺欺人,混淆视听。这种说法错在哪里?著作权法究竟保护什么?还是引用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审判长芮松艳的表述最清楚:“传记本人(柳红注:指传主吴敬琏老师您)的证明在著作权法意义上只能证明一个事实,他跟不同的人都说过同样的事情,但是著作权法是不保护事实的,不保护这种思想的,保护的是一个表达,同样一件事情你写出来跟我写出来是不一样的,巧合的可能性很小,他证明的目的只是能够证明说这两个不同作者写的传记事实来源都来源于他,但是表达的来源是要来自各自的作者。 ”(2011年2月2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播出芮松艳审判长接受记者采访)

第二,在“情理”层面的核心问题是关于您。吴晓波把您和《吴敬琏传》以及抄袭案精心捆绑在一起,先声夺人地打出“悲情牌”。他在5月12日的声明中说:“两个传记作者在媒体上公开开战,对一位受人尊重的80岁老人而言情何以堪?”。继而,5月14日《第一财经日报》发表钟励的文章,写到吴敬琏“如何作证,将是关键”。“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将是对吴敬琏这位80岁老人的一次考验。”“情何以堪”四字颇为煽情,给人这样的印象,我对《吴敬琏传》的批评以及法律维权,就会伤害您,就是不仁不义。事实上,是吴晓波为给您80岁生日献礼,先用二、三个月时间写出一本传记,歌功颂德,施行捧杀;继而,当我批评其快餐式写作,指出大量史实错误之后,他推卸责任,说您同他一起改了三遍;再而,我起诉他的抄袭行为,他把您推到前台,“逼”您为他背书和作证,这才真是“情何以堪”!

吴晓波不仅漠视批评,也采取了拖延官司的战术。对于法院原定2010年6月8日开庭,他提出管辖权异议,致使开庭拖延至半年后的12月3日第一次开庭,2011年2月22日第二次开庭。

在等待开庭的日子里,人们议论纷纷,猜测您会不会为吴晓波作证。大部分人认定您不会。因为剽窃是“偷窃”,为剽窃者作证,如同和“小偷”站在一起。著作权法保护史实的表达,而不是史实本身。您对他说过或对我说过,无助于合理解释吴晓波作品与我表述的诸多相同之处。除非您能证明相隔8-10年,可以对同一事件用一模一样的语言讲述,而且,两个作者居然会将这些口述不加任何修饰地实录,结果完全雷同,这怎么可能?一是人的记忆达不到;二是我并非按口述实录所写。所以关于此案,我希望您至少保持表面的中立,然而,我又“错了”。在2010年12月3日的庭审中,被告出示了您的两份证言。

第一份是您于2010年6月8日给吴晓波写的信,您写道:“晓波,§18和§21没有书面材料。柳书也是根据我的口述(出书前还经过改过,绝大部分都被她接受)。所以L女士的case能否成立,首要的问题是是否能证明他对有关段落具有知识产权。……有什么问题,请随时提出。”

通过这封信,您传达了两个强烈的信息:其一,您在吴晓波成书半年之后,为他想方设法找写书材料,证明他有自己的来源;其二,您为他提供了一个诉讼思路:如果能证明被您修改的段落柳红不具有知识产权,这个案子即不复存在。于是,您跟我讲过,给我改过,我没有《吴敬琏评传》的著作权,这成了对方律师在12月3日法庭辩论中最荒唐的论点。如果这个论点成立,同理,吴晓波也没有著作权。两本传记的著作权将归您。这会出现一个有趣的逻辑和事实:您以第三人称,借他人之口,为自己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更进一步,在2月22日第二次开庭时,对方代理人的主要论点是:如果您改过,我就不具有相应部分的著作权。

常识是:著作权是整体性的,不可分割的。我和吴晓波的书,并不因为您的参与、修改,而使其著作权被分割。否则,基本法理被动摇了,著作权的界定将是极端困难的。如果十个人改过一本书,十个人与作者分享著作权,势必秩序大乱。好比说您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书,前后三个版本。每一次修订,都兴师动众。2003年版,很多学生承担了重新起草写作的任务,我也承担了好几章,虽然最后都经过您改,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事先谁也没有约定,事后谁也没有向您讨要属于自己的“著作权”。如今,您却以因为参与过我10年前所撰写的《吴敬琏评传》,提出了著作权可以分割的思路,以求从根本上动摇和推翻吴晓波抄袭案的立案基础。

第二份证言是您写于2010年11月28日的,距开庭5天。您在这份情况说明中,分别罗列出两部分内容:一是“下面的这些观点是我向吴晓波讲述过的”;二是“下面几个事实也是我对柳红和吴晓波分别讲述过的”。这个证言的要害是:您试图向法庭证明,您对我和吴晓波都讲过的事情,有的并不曾对我讲过,是我自己挖掘出来的。比如,和顾准看信阳火电站的事情。这样的证言有不真实的成分,它对我的打击,不是法律上的,而是心灵上的,最终彻底摧毁了我对您抱有的幻想。

于是,侵权诉讼官司一方是我,另一方事实上变成吴晓波和您。虽然您不是名义上的被告,却因您主动和被动地介入,增加了整个诉讼的复杂程度。早在2010年5月诉讼初起时,第一财经日报就刊登了署名“钟励”的文章,一再强调: “双方都和吴敬琏有关系,双方写的也都是吴敬琏,吴敬琏本人将来是否上公堂,如何作证,将是关键。”这篇文章貌似中立,其意图非常明显,借律师之口,公开把您绑在吴晓波的战车上。在2010年12月3日和2011年2月22日的法庭审理中,对方确实始终拿您做挡箭牌,口口声声向吴敬琏核实过。法庭辩论围绕的就是您所提供的分割著作权的思路。

毫无疑问,作为公民,作为传主,您有权利提供证言。但是,我想您知道,在法治社会中,任何公民,在提供证言的时候,都要实事求是,都应该明白天理和良心的存在。有些人因为是法盲,作了伪证,尚可理解。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有社会公信力的人作伪证是难以原谅的。

在过去一年里,因为您与吴晓波及其《吴敬琏传》的关系,加剧了我的内心纠结。一方面,与您共事多年,我看到了您的勤勉和眼界,以及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努力。我不会忘记作为您的研究助手所受的教益,包括两个家庭之间的扶持和关怀。2010年1月《经济观察报》为您80岁生日做的专版上,我受邀写了一篇文章,对您曾经在子尤病重时给予的帮助公开道谢。对于您,我有着长期积累的尊重之心。另一方面,我则非常清楚地知道,吴晓波对我的抄袭白纸黑字,这是侵权,是对我的损害。维护我的知识产权是原则问题。我既有调查揭示历史真相的冲动,也有诉讼到底的决心。

由于这种内心纠结,即使吴晓波不断用您的名字作为武器,一再将我逼到狭路和墙角,我仍不愿直面您与吴晓波“同舟共济”的事实;我仍不愿触及甚至不愿正视您身上的污点——这是我在厘清历史事实和脉络时一再发现并且深感吃惊的;为顾忌和维护您的公众形象,使得我在对吴晓波的批评上,常常投鼠忌器,欲说还休。特别是在法庭长达两天的审理中,我尽可能避免提到您,尽可能切割您和抄袭案的联系。在一切公开场合,我也避免谈及您和本案的实际关系。然而,这些超负荷的心理压力,致使这一年来心路之崎岖艰辛,远远超过我所受到的直接、外在的伤害。庆幸的是,我最终还是从这种重压下走了出来,那是基于三个原因:

第一,我对与您共事的历史问心无愧。从1998年至2007年,我以体制外的身份担任您的研究助手,它并非是一份为稻梁谋的工作,自以为是出于价值、理念认同,“为国家做点事”。我不计名利,尽心尽力,无私奉献。就连2007年的请辞,也是为您着想。奇怪的是,最近,一位经济学家朋友告诉我,他在一个聚会上,听到有人说我根本不曾是您的助手时,当场起而反驳。好在,这与某些死无对证的人和事不同,安排我做您研究助手的人如今正年富力强。

2011年2月22日,法庭审理中间一度休庭,出现了这样一幕:原被告双方围在法官身边确认双方证据的真实性。我提交的是对几十位受访者的采访笔记本;对方提交的是从上海图书馆借出来的几十本书。当他们递上《吴敬琏自选集》时,我禁不住轻声说“这是我编的,后记里还写了我。”其余若干本也都是我一手帮助成书的,或参加编,或参加写,甚至复印前亲自去上海远东出版社,无休止改错,直盯到片子出来。虽然它们是您的著作,但是有我太多的心血。看着这些,想想眼前为捍卫自己的著作权而抗争,自然十分感慨和伤悲。

第二,起诉吴晓波抄袭,既是为了我的尊严,我的权利,也是参与中国道德重建,保护知识产权,还为那些被吴晓波剽窃抄袭过的人讨个公道。事实上,人们在公开或私下、点名或不点名地对吴晓波的抄袭行为多有议论,也曾经有过要将吴晓波告上法庭的人。例如,最先注视民营企业的记者,出版了《失败研究》的方向明,去年10月在《三联生活周刊》600期特刊上就写道:“由于当时真实记录了一批民营企业失败的全过程,这些史料后来被人多次抄袭,甚至被某人合集而名噪一时,真是可笑至极。……当时不少人曾经鼓动我起诉抄袭者”。方向明所说的抄袭者,就是吴晓波,所谓合集正是吴晓波的成名作《大败局》。至于吴晓波的创作模式,更是遭人诟病。然而,这样一种行为竟造就出社会“成功人士”,“青年领袖”,这才是真正的悲哀。因此,从我个人遇到的侵权事件开始,做一个坐言起行的现代公民,十分必要。它可以小中见大,可以考验社会正义,考验法律,考验司法。

第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吴晓波抄袭就是抄袭,您为他作证就是作证。一码归一码。虽然您为吴晓波作证一事,早在2010年12月3日的庭审现场直播已经传给了整个社会。但是,直到2011年2月24日第二次庭审结束后,面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一再就您的态度和证据提问,我才首次开口。我愿意为自已的所说所做负责。

在过去一年,有的朋友出于善意,希望我不要挑战吴晓波,因为背后有您;有的朋友出于利益考虑,不便表态,采取回避态度;有的朋友出于与您的关系,劝我免战,甚至断绝友谊;有的朋友出于关心,提醒我吴晓波和您多么强大,担心我遭受明枪暗箭,输得很惨;有的地方囿于吴晓波的关系,拒绝我做《八0年代》新书活动;有人带话给支持我的朋友“别掺和这事”等等。恐惧和偏见到处都在。我被不理解,揣测、批评甚至攻击包围。这显然不是正常的社会现象。但是,所有这一切不仅不能动摇我的信念,相反,更唤发了我抗争到底的决心。

2010年,知识界爆出几桩轰动全国的抄袭造假案——中国终于到了揭露读书人圈子中各类丑恶的时候了。在这些大案中,惟独吴晓波抄袭案,没有在媒体上得到公众的充分关注和深入讨论。

吴晓波案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涉及的是并不久远的历史;传主是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吴晓波是集写书、出版、媒体、商人,教书于一身的人。唐骏学历造假的暴露,就是由吴晓波策划出版的唐骏传记《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引发的。吴晓波现象,集中反映了中国这个特定时代的特定现象,其背后是急功近利,不讲诚信和挑战道德底线。

我诉吴晓波案,本应得到媒体和知识界的普遍关注。然而,相当一些媒体,却基本处于失音状态。其间,还发生了有的媒体被打招呼;有的采访提前告之要避开抄袭案话题;有的网络视频访谈因涉及抄袭案而不让播出等等。而在私下里,媒体中很多人都表示对我的支持,真心希望我在官司中胜出。媒体这种蹊跷的沉默,折射出了吴晓波和您在媒体和经济学界的特殊影响力。而在2010年3月1日吴晓波回应我的文章中说得冠冕堂皇:“无论如何,我们绝对不能成为——哪怕是试图成为——钳制舆论自由的人。”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个漂亮的说辞。

毕竟今天的媒体和舆论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自已,和支持我的人可以通过博客和微博发出声音,形成持续的互动和影响。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人汇聚正义的声音,支持者多是年轻人、平凡人、被边缘化或者没有话语权的人、没有显赫地位但是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其中,那些198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爱憎分明,憎厌吴晓波的行为,表达对我的支持,希望维权,打击抄袭,匡正社会风气。或许和庇护、姑息吴晓波的势力相比,他们的影响力还不够大。但是他们汇合在一起,就代表了这个社会有良知的人真正的声音。这个过程是激动人心的,我为和他们站在一起共同为维护知识产权和正义而战由衷地感到自豪。

今年2月22日庭审结束,我起诉吴晓波一案即进入判决阶段。在此前后,都有关于我与吴晓波是否可以达成调解的各类说法。我的立场和底线非常清楚,那就是吴晓波必须公开承认对我的抄袭和侵权。据说吴晓波除了不肯公开认错道歉,怕戴上“抄袭”这顶帽子,其他一切好说。为了寻求调解,照顾吴晓波的面子,律师做了很多努力,我方给了吴晓波一次又一次机会,包括避免用“抄袭”、“剽窃”字眼,用“侵权”和“过错”取而代之。这既是法律意义上对抄袭的认定,在公众面前又显得相对温和。然而,吴晓波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犯的错。不仅如此,他还在一步一步地往后退,从原先在一定范围内向我道歉,变成在一定范围内向我“表示感谢”。读书人如此寡廉鲜耻,创造社会道德坐标的一种超低刻度,实为少见。正如有识之士所言:这是一场人格之战。对于吴晓波在整个过程中闪烁其词、欲行又止、首鼠两端的行为,您是知道抑或不知?您是支持抑或劝诫?

如果一审判决认定吴晓波抄袭,那是法理和正义的胜利。如果未能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会继续上诉。我有信心,也有勇气将这场诉讼进行到底。除了本来的目标和意义,现在,更要承负起各界相识、不相识的朋友同情和支持的期许及嘱托。其实,法院判决吴晓波抄袭和侵权成立与否,固然非常重要。但对于所有了解此案事实的人来讲,吴晓波的抄袭连小学生都知道。这正是:“国法纵未及,公论安所逃(明,于谦语)”。

通过打这场官司,我学到了很多。这样做,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的一种实践。市场经济的基石是诚信。抄袭就是不诚不信的偷窃。在任何一个成熟的社会里,抄袭者都必须得到应得的惩戒。在中国,如果纵容抄袭,还谈什么市场经济?!您有“吴市场”的美誉,在吴晓波的笔下也是“吴法治”,如果它们仅仅流于空谈,用于沽名钓誉,那是何等的悲哀啊!

您大概还记得,您的传记,其实是从您70岁时我写的那本非出版物的《吴敬琏小传》开始;2002年版《吴敬琏评传》是在那个基础上展开和深化的。写完以后,我不满意,和出版社约定尽快修订。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被拖了下来。到了2005年、2006年,我做了一个修订版,除了内容的补充,还加了大量脚注。然而,就在只剩最后一章没有交给三联出版社时,我儿子尤病危。以后,我还是不满意,就搁置起来没有交付出版。

细想,大概是2000年以后,特别是股市争论,基金黑幕事件后,您被树立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道德楷模。我也是参与树立您形象的一个。《吴敬琏评传》,第一次把您的生平写下来,使它成为一个可供传播的文本和故事。最近几年,虽然我对您的言行有一些看法,但是,并没有根本动摇您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即使我在辞去您的研究助手后,还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我从各种正在承担的事情中“清退”,我也没有想到它可能的原因,没有改变对您的印象。例如去掉我在洪范法律经济研究所的注册发起人身份,我只是觉得有悖情理法,这不是主张宪政、民主的人和研究所吗?为此,我曾给您、江平、梁治平等人写了一信,表达我的意见。之后,您还专门约我到家里谈过一次,以后便不再提了。

真正的思想转变发生在去年,2010年。总结下来,大概有三个原因,使我重新认识您:

第一,吴晓波的“致敬之作”,也叫“应景之作”(吴晓波语)《吴敬琏传》。书中对于史实的改动和任意剪裁使我震惊。我不得不追问这是为什么?其实,在2009年《纽约时报》为您写传记文章,多次采访我时,我还在正面讲述您的努力和工作,并就对您的各种批评一一辨析和解释。

第二,您在我和吴晓波官司中的立场和表现。虽然,我理解您不欲见到吴晓波所写的传记引来批评和诉讼。但是,当一本书出版了,它就是一个公共产品,您虽然置身事内,但尊重历史是学者良心,反对抄袭是做人底线。此时此刻,我仍旧难以理解,我和吴晓波同是您的传记作者,一位是您长期的研究助手,一位是因写传而走近您的商业作家,您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考虑选择支持后者?

第三,在做八十年代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与您有关,我应当知道、却不知道的历史。例如,有受访经济学家指出您在几次重大历史关头的表现,这些历史关头是:1956年“向科学进军”,1957年反右,1960年代批孙冶方,1987年胡/耀/邦下台,以及1989年春夏之交等等,以及您同社科院经济所同事,以及经济学界其他人的关系,比如老一代的林里夫,同代的董辅礽,下一代的一批人等等。2004年董辅礽老师患癌住在医院里。他对前来探望的人说及您到处说他打顾准,其实自己没有打。言及此,董老师眼含热泪。关于“打人”,您跟我们都讲过,不仅这事,还有其他。那时,我把类似的故事当作老一代人之间在严酷年代结下的个人恩怨,内心是没有太看重的。

一年多前,当读到吴晓波在《吴敬琏传》的扉页上写:“这是一位从灵魂到外貌都干干净净的人”时,我确实很受刺激。人无完人,谁敢认为自己从灵魂到外貌都干干净净?!您所经历的狂暴年代和频繁的政治运动,我们这一辈和更年轻的人大部分没有经历过,我们从来都不敢自认灵魂到外貌都“干干净净”。其实,在您这代人中,特别是经济学界这代人中,您是最大的幸运者,成功者。想一想,经济所1956年那场青年团和党支部的争论,后来演变成一场政治斗争,打出一个“反党集团”来,其中有您的同龄人甚至您的同学,受到不公正的政治待遇和磨难。有的从此不能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过着悲惨的生活,一生无法摆脱那场历史噩梦。我最近得知您曾经的同事,后来贫病交加,只要在电视里看到您的形象,就得立刻关掉电视,痛苦得不能看。他们的人生、家庭、事业、生活境况与您有天壤之差。还有一些您的同代人,虽然在1980年代做了很多贡献,却早早过世,像孙尚清;2000年以后过世的就更多了,像董辅礽等。您在80岁寿辰所举办的排场铺张的纪念活动,没有第二人有幸被那样大操大办。在历史中行走,常常会想那些人生道路坎坷的人,那些在历史事件中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人,包括想到顾准、孙冶方。您称自己是顾准、孙冶方的学生,试想,他们的在天之灵,会如何看待这样的景况和这样的反差?

在我从事80年代研究中,历史在我面前一点一点打开。我也看到了一个历史上真实的您,一个与我先前心目中的形象有重大反差的您。有些事件我以前完全不知道,有些头绪我以前略有所闻,出于对您的尊敬,我不愿延伸自己的好奇心。而今,我的内心充满了挣扎。因为历史中的您是真实的,现在媒体报刊上出现的您也是真实的。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极“左”思潮下,大家都跟着走,您不能幸免,连当时年纪小小的我辈也不能幸免。然而,同样走过1949年后的一个甲子,有人觉悟,有人忏悔,有人道歉,有人选择低调。为什么惟独您,在公众和媒体将您当作道德典范之时,在接受“知识分子良心”这一称号之时,甚至于坐上了经济学界“泰斗”宝座,走上“神坛”,您能够如此地受之无愧?吴晓波在《吴敬琏传》里,把您历史上所犯的极左过失,转而变成您的功德,拿来歌颂。您可怎么面对那些受凌辱与损害的灵魂?怎么面对那些逝去的前辈;那些早逝的同辈;以及那些在1980年代末之后被迫退出中国历史舞台,丧失话语权的青年一辈?

吴老师,历史可以原谅1950年代您的所作所为;可以原谅您1960年代的所作所为,但是人们怎么也无法原谅您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十余年后,在年近60岁时的所作所为。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每次都有您?

十年前,我写《吴敬琏评传》,虽然没有过分溢美,但它是以仰视角度写的,它被广泛转载、引用、抄袭。我的这本书,或许曾助您走向神坛尽过微薄之力,而今它只是神坛角落行将熄灭的一盏摇曳青灯。如今,我常常遗憾曾经付出了那么长的生命帮助您工作,换来的是如此深刻和痛苦的反思,我不得不承认那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错误。那是令我如今感到汗颜的作品,是我不愿意提及的历史。所以,前不久,当有人提出再版《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系列时,我拒绝了再版我的这一本。

现在,我还在继续研究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学界,有些历史在向前延伸。您是这个时代不可回避的历史人物。文章千古事,写历史要小心翼翼,力求客观公正。所以,我也想借此机会向您求教和求证几个问题:

1, 在1956-1958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向科学进军”中,团支部和党支部争论之后,“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牵扯了多少人,或者说使多少人受难?团支部中有几人?团员青年有谁?是谁向上级党委告的状?是谁联系的《中国青年》杂志?

2, 您知道胡耀邦当年对经济所的争论是什么态度和立场吗?

3, 狄超白和林里夫平反后,很多人向林里夫表示了道歉,您是否道过歉,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

4, 林里夫家人写过一篇文章《也说林里夫与顾准》(羊城晚报2003年12月28日),认为您在林里夫与顾准的关系上说了假话,污蔑了林里夫(该文在报纸发表时,您的名字被删去)。对此,除了您已经说过的话和写过的文章外,您还有其他什么需要补充的?

5, “文化大革命”中,经济所有一张大字报,内容是《孙冶方招降纳叛的罪行》,它是您写的吗?有一种说法是,这篇大字报的内容,导致孙冶方七年牢狱之灾,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吗?您怎么看?

6, 您说,有人推测,号称“改革四君子”的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等四人的文章是陈云通过姚依林授意他们写的,因为王岐山是姚依林的女婿。这是谁的推测?另外,关于“四君子”,您多有负面评价。您认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7, 您说,八十年代体改所的人有很明显的权贵资本主义倾向。您开始引用“裙带资本主义”这个词是在1998年,后来用“权贵资本主义”取而代之。是您回溯1980年代,认为中国现在权贵资本主义的根源其实那时已经有了,其代表是在体改所里吗?请问这么说有什么根据?

追究1950年代到1980年代这段历史,不是为了纠缠历史的是非,而是为了打开被遮蔽的部分,纠正被歪曲的部分,为那些付出生命和人生代价的受难者负责任。否则每一页历史卷宗中的“恶”,都会聚集成今天和明天的“大恶”。我愿意趁很多人还在世,抢救历史,多方核实,尽量避免对曾经受过损害的当事人造成第二次伤害。如果您能抽时间答复上述问题,我非常感谢。

最后,我想说写这封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您是长者,是蜚声中外的经济学家,我不过刚刚开始独立研究;您有丰富的人脉、资源和绵密的社会网络,我不过是“个体户”,没有任何体制内外的机构背景。但是,因为吴晓波的《吴敬琏传》引发的一些历史事实争论以及法律诉讼和您分不开,这就成了您和我都要面对的事情。这封信,既是对这段过程的一个小结,也算是一种“了结”吧!它是作为晚辈和学生交出的一份试卷,甚至是一份人生的试卷。

这封信写给您,也写给我,写给历史,写给社会。很可能,我有冒犯之处,您不喜欢。但是,您是经过大风大浪的,还是希望您有所反馈,甚至批评和反驳。

祝您身体健康!

柳红

2011年3月10日

2011年12月5日

读书: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

Filed under: 经济, 金融, 圖書, 新闻与政治 — L. @ 19:34

非常值得推荐的一本书,对东南亚地区各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都有很多第一手的描述。其基本观点包括:

– 东南亚的经济使政治权贵和经济权贵之间关系的产物。政治精英在国内服务业赋予经济精英垄断性的特许经营权,经济精英与政治主人分享经济利益,却不对其政治势力构成威胁。这种合作关系超越种族,并极具生命力;

– 大亨的垄断本身是政府政策的产物,而大亨们只是适应能力特别强而已。他们积聚了大量个人财富,但对科技进步、鼓励创新、提高增长几乎没有什么贡献;

– 经济利益牢牢控制了政治体制,几乎不会因为确实出现的政府变换而受到影响。

尽管这些地区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民主制度,但它们的经验似乎表明:民主实验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在一个本身缺乏公民和权利意识的土地上,仅靠外来的力量建立起一套表面上的民主制度是缺乏根基的,并不能等于从此就万事俱备,必然带来国家的进步和发展。东南亚是如此,中东的某些地区也是如此。反之,国家的发展是否必然催生公民意识的觉醒,从而引导不同的国家各自走上形不同而神似的民主法制的道路呢?如书中所说,在19世纪的欧洲、美国和日本,来自底层的缓慢但一致的大众挑战推动了政治生活,并通过联合,迫使大型企业前进。东南亚,乃至中国,是否会有同样的过程?

其他的观点和体会包括:

– 书中提到,1960年印尼发生对华人的迫害,中国政府从印尼接回了大约13万名华侨,与某些宣传中中国对印尼的种族屠杀不闻不问是不一样的。

– 大亨们虽然拥有规模企业,且又有资金,却极少对出口感兴趣。原因很简单,出口是一项全球竞争的商业活动。大亨们擅长的是获取本地服务业的特许经营权。

– 在大亨们对经济控制过于紧密的地区,媒体的监督被大大削弱了,因为大亨们对媒体广告的控制足以令反对者销声匿迹。与银行业一样,具“系统重要性”的公共媒体应接受特别的监督,披露其主要收入来源,并限制其赖以生存的收入中过大的比例来自于同一个控制人。

– 非竞争性的核心现金流是大亨们商业帝国的基石。所谓护城河,就是比别人有多错一次的机会。

– 尽管东南亚的经济体制是腐败的,但它也比那种掌权者也想牟取商业租金的社会体制有效。

– 银行业的开放必须谨慎推进。尽管许小年等我十分尊重的学者都主张对银行业“去除管制”,但东南亚很多国家的经历表明,开放是必要的,但监管也必须到位。特别是,如何防止大股东通过银行掏空居民储蓄,而从事自己的关联业务,或向不值得贷款的投资项目提供资金。对银行的股东构成和比例应该有所限制(书中提到,东南亚最成功的国际企业汇丰银行最大的股东持股不超过1%。不过这可能是较早的情况,根据最新的年报,BlackRock等机构持有超过5%的汇丰银行股票),对贷款的去向也应该有规范。即便是完全以自身盈利为目的的银行,因为其复杂性和高杠杆,适度的监管也必不可少。

– 所有这些国家真正证明了的是,民主有许多种特点,它只是运行中的自由政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自由政体要求有独立有效的司法部、警力、行政部门和中央银行……东南亚没有提供什么民主失败的教训,它提供的是有关让民主运行起来的复杂性的许多教训。

2011年10月25日

南方人物周刊:“刀锋”许小年

Filed under: 经济 — L. @ 21:48

作者: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北京

日期:2011-10-21

“一把刀的锋刃不容易越过,所以,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摘自毛姆小说扉页,源自古印度哲学经典《奥义书》

桌上的餐盘一个一个地撤了下去。

小餐厅包间里,最终只剩下记者和许小年。有一瞬间,我有如坐针毡的感觉。

他比印象中瘦得多,总是眉头紧锁,拧成一个深深的“川”字,眼神言辞锋利得像一把刀,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了某个人——虽然,把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人比喻成鲁迅,很落俗套。

说他像刀,锋芒毕露,出手精准,直刺要害,其学界友人陈志武笑称之为:“不留余地,被他批的人,在地上都找不到一个可以躲的洞。”

他对媒体是出了名的要求苛刻。曾在一个场合,他把十几个围着他的记者一个一个地“训”过来:“不专业,不认真,事先不好好做功课,盲目追逐热点。”一位做经济报道的女记者至今不能释怀:“他是我所见过的经济学家中,最傲慢、最没有礼貌的。”

许小年自嘲说:“我把记者们全都得罪了。”

他对同行亦不留一点情面。见京城某位“入仕”经济学者近年来频频为中央经济政策背书的言论,他直接批之:“斯文扫地,学界悲哀。归去来兮,自由之思想,归去来兮,独立之精神。”

最狠且准的,是他对政府政策和体制之弊的批判,刀锋直指某些身居高位的“尸位素餐”者,让听者既觉痛快淋漓,又隐隐生出不安。他的学生、一位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EMBA班的企业家疑惑地问记者:“许教授说的这些话,你们媒体真能写出来么?”

他非常不买账,非常无所谓,有时非常酷,有时非常悲悯,和悲悯之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绝望。

锋利,是个性然使,也是一种启蒙策略,许小年曾说:人们的惯性思维像是一层硬壳,顽固地包裹着旧观念,愚昧地拒绝新思想,“我试图用事实和逻辑产生冲击,敲碎这层硬壳。”

知识分子的独立、士子的家国思想和某种红色正统教育烙下的情感,在这位思想者的身上纠结。置身于这个大社会变革时代,他一样也是新旧世界交替的产物。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和革命群众在一起

青春 幻灭——告别革命

在母亲七十多岁的时候,许小年和老人家有过一次对话——“您年轻时在学校参加地下党,干的都是反政府的事,然后建立了一个您所认同和拥护的政府。现在我天天批评这个政府,您能接受吗?”

“她想了一会儿,给了我一个富有哲理的回答:‘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的追求。’”

“我特别感谢母亲。她从来不干涉我的研究,只为我取得的成绩而骄傲,不管结论和她毕生事业的方向相左还是一致。”

他也曾是“根正苗红”的革命接班人。许小年的父母原籍宁波,是上世纪40年代上海滩的进步大学生,在读书期间双双加入中共地下党。他们的上级是乔石,时任中共地下党上海学委的负责人。

当国民党当局觉察到这一批青年地下党员,要对他们实施抓捕之时,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截获了这一情报。在组织的秘密安排下,黑名单上的七十多个青年学生从上海转移到皖南新四军解放区。许小年的父母先在金寨一带的根据地工作,待到淮海战役结束,进入合肥,许小年就出生在那里。

他的名字“年”,取自当时父母的工作单位——青年团安徽省委。他后来曾问父亲为什么会参加地下党,父亲告诉他:一是因为国民党太腐败,二是“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的印象,说国民党不打日本人”。

建国初期,中央政府组建机械工业部,从全国各地抽掉了一批有文化的党员干部。1957到1958年间,许小年的父母奉命调到北京,从那以后,两人在机械工业部兢兢业业地工作了近大半个世纪。退休时,父母都是局级干部。

成长于这样的红色干部家庭,许小年从小浸润于最正统的思想中——“爱党,爱国家,爱人民,对社会负责任,对人民负责任。”无论今天他的批判看似多么无情、充满嘲讽,但字里行间总能读到一种“自上而下”的情怀与立场。他也承认,自己心底里“对这个党、对共和国,还是有一份感情在的”。

1966年8月5日,最高领袖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长达十年的“文革”由此全面启动。

十来岁的“革命小将”投身于红色革命之中。“真是全身心地投入,毛主席号召红卫兵小将砸烂旧世界,我们就去砸,破‘四旧’,批斗地富反坏右,抄过他们的家,打过人,这些事情我都干过。”

从1966年8月起,毛泽东在天安门多次接见红卫兵。许小年没有赶上第一次,他参加了第二次——1966年8月31日,那个日子清晰地留在他的记忆中。“远远看到毛主席的身影,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我们挥手,我们声嘶力竭地喊着万岁,在广场上跳啊、蹦啊,幸福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真的有人流下了眼泪。我也暗自发誓,一定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传统,把他们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非常非常单纯。”

不久,单纯的“革命接班人”随两万知青下放到延安。眼前的贫穷,让许小年惊呆了:用“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形容,一点都不过分,老乡们破衣烂衫,一条一条的棉絮露在外面。手伸出来乌黑乌黑的,他没敢去握,一看就是很长时间没洗过。

“这就是我们想象中的革命圣地,我们从小听的歌儿,唱的是老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三五九旅从30年代起就在南泥湾开荒,开出了‘陕北的好江南’,为什么三十多年过去了,老区的农民仍然这么穷?”

很快,他自己就知道什么叫作营养不良和饥饿了。每天吃的是小米、玉米面,夏天能吃到一点儿新鲜蔬菜,从入秋到冬天就只有“老三样”:腌萝卜、腌白菜和土豆。饭菜里没有一点油腥,一年吃两回肉:春节,吃回猪肉;农村六月六,“龙抬头”,吃回羊肉。

每天干的是撑不住的重体力活。夏收时节,有一次他背着一二百斤的麦捆到麦场脱粒,爬坡时两眼冒金星,腿肚子打转抽筋,怎么也迈不动步子。一低头,额头上的汗水滴滴答答,一条线落下,干裂的土面上泛起水波般的细浪,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儿时读的“汗滴禾下土”的场景全然再现。

生产队长路过,看到后大声呵斥他:不会分两次背吗?!两次意味着要跑两趟,到麦场的路程遥远。等他再次回到麦场,天黑了,别人已经收工。十来岁的少年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山下炊烟升起,许小年开始思念远方的母亲。

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夏季白昼长,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秋天抢收农田作物还要披星戴月。霜冻之后,知青们到地里收大豆,风干了的豆荚像刀片一样锋利,双手去拔,掌中和腕上满是伤口和鲜血。

怀疑很自然地开始滋长。“为什么会那么穷?为什么一年辛苦下来饭都吃不饱?说我们制度好,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主,生活幸福,可是为什么连解放前都不如呢?”——当地农民告诉这些城里来的知青,过去粮食多得多,日子也好过得多,他们都愣住了。

另一部分疑问则和他的个人遭际有关:“为什么我不能去上学?为什么我会被送到农村?难道我就这样干一辈子农活儿吗?”

他把这些困惑写进了给父母的家信中,父母此时已下放到“五七干校”。然而,每一次回信都是严厉的训斥,母亲尤其不能容忍儿子的“落后思想”,她告诫他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虚心接受农民的再教育。“我嫌烦,干脆后来不和他们讲了,自己闷头思考。”

盲目的激情渐渐退去。许小年开始思念北京,最强烈的是读书的念头。他没有读过中学,刚进中学校门“文革”就开始了。他向一起插队的同学借来数学、几何、语文课本,他的中学是在窑洞中自学完成的。

“白天干活,晚上在窑洞里的油灯下看书。油灯冒的烟吸到鼻子里,早上起来,知青们看到我就笑了,说你鼻孔下的这两道黑,活像希特勒的小胡子。”

觉是永远不够睡。晚上看书到半夜,第二天起不来,生产队长早上来砸门,吼着催他们上工,这让知青们想起课本里的“周扒皮”,还有那半夜鸡叫的故事。

1971年10月,一则惊天骇人的消息从北京传来。一夜之间,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永远健康”的林副主席成了叛逃的反革命分子。神圣的幕布被撕裂了一角,无数人从梦中惊醒。随着官方组织的“批林”运动,一股怀疑与反思的思潮在民间迅速扩散。

许小年用“傻掉了”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反应。“刚到农村的时候,你只是怀疑政策,甚至怀疑这个体制,但有一点毫不动摇:毛主席永远是正确的,错在下边的人没把事情办好。从林彪事件开始,我们对毛主席打问号了。”

被吹落到社会底层的他,也隐隐觉察到了紫红色高墙内的权力角逐。

1976年,“四人帮”的被捕和审判,把他最后的一点信仰扫除得干干净净。

“我们这一代是读着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长大的,现在看到这些理论连他们自己都不信,感觉受骗上当了。当时,没有人敢跳出来批判毛泽东,但这一套官方说法已是漏洞百出,没办法让人相信了。”“读了那么多毛主席的著作、马恩列斯的著作,我敢说比绝大多数今天的左派都读得多,忽然间发现,这一切都是说给别人听的宣传。”

官方灌输的整套意识形态土崩瓦解。“非常痛苦。你们很难理解林彪、‘四人帮’事件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冲击。在事实面前,我们必须承认自己错了,过去奉为真理的信仰是错的。内心深处痛苦不堪,很不情愿放弃。”

许小年后来的相识、下放到内蒙古的秦晓在给同学的信里引用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段话:“一个人从出生到他成熟前,是被灌满了各种谎言,他(她)成熟的第一步,就是呕吐,把这些谎言都吐出来。”

当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类宗教式信仰消退,许小年开始寻找、构筑一个可替代的精神世界。

在农村,他如饥似渴地读着能够找到的书籍,俄国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法国的福楼拜、莫泊桑、巴尔扎克,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马克吐温的短篇,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十日谈》,也有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和苏共版的政治经济学。

“都是‘文革’中劫后余生的一点书,谁家里藏了几本,大家就互相借,传着看,读的人多了,页角翻卷起来,破旧发黑。每次有人回北京探亲,大家都嘱咐带几本书、带几块肉回来。”

记忆中最深刻的,是俄罗斯和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的作品,“感染力和穿透力太强了。”在这些作家笔下,对现实的批判,对人的关怀,特别是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小人物的同情,成为那个时代开明贵族的灵魂和贵族情怀的标志。这对许小年影响至深,“批判的目的是改良,驱动改良的是悲天悯人,是爱心。实际上,马克思也是批判的,只不过他的结论是暴力革命。”

侥幸没有被烧掉的中国传统经典《红楼梦》、《三国演义》、唐诗宋词也出现在知青们的炕头和桌上。到眼熟手痒之时,他学着写古体诗。

“读李清照的词,觉得很美,但不愿公开承认,柳永就更甭提了。非要装出一副气宇轩昂的样子,喜欢辛弃疾、岳飞,壮怀激烈,革命者的气魄,不能喜欢李清照,缠绵婉约,小资产阶级情调,与革命精神格格不入。”

对文学的爱好,许小年保持到今天。他隔一段时间就会摸一摸《红楼梦》。出差随身带着iPad,存了电子版的《楚辞》,夜深人静之时,拿来读上两句,细细品味。他还保留着即兴填词作赋的习惯。

得益于古人和古文,许小年练就了出色的口才和洗练的文笔。中国企业家论坛主编傅小永评价说:“他是大陆经济学家中综合表达能力最好的一个。”

同村的知青都喜欢看书学习,形成了一个互相影响的小气候,高考恢复后出了几个大学生。一二十里以外,隔了几个山峁,知青点风气就不一样。“文革”结束后,知青陆续回城,如今大多已退休或下岗。最近一次聚会是两年前,除了彼此的白发,他竟不知和当年的伙伴再聊些什么。

有人总结说,延安知青中出了4个人物:习近平、王岐山、任志强,还有一个就是许小年。

“太少了。大多数人被埋没了,比我聪明的人有的是,就是没有机会。两万多陕北知青,挣扎到现在,没有被时代淘汰的寥寥无几,看上去还在忧国忧民的就更少了。”

3年后,许小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西安交通大学的电机工程系。时值“文革”晚期,学校里天天搞“教育革命”。已告别革命的许小年潜心读书,对付完专业课,他用大把时间来读各类杂书。他的兴趣很广泛,读完了《资治通鉴》和《史记》,并一度热衷于理论物理和相对论,对时间和空间产生了浓厚兴趣。

大学毕业后,许小年被“发配”到吉林省松花江边一个工厂当工人,然后是技术员。这给了他亲身体验和观察中国工业和城市经济的机会。在代表着共和国重工业最高水平的东北基地,工厂生产的是苏联设计的陈旧产品,工人干活吊儿郎当,没有责任心,粗制滥造。

这使得他再次思考那个老问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到底在哪里?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先进性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

3年后,他把自己的思考写在了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小文章——论述工厂为什么不应该“大而全”、“小而全”,而应该搞专业化的问题,博得了老师的赞赏。

1978年,许小年摘掉了“工农兵学员”这顶此时已不甚光彩的帽子,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成为“文革”后第一批硕士研究生。

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部分年轻人在中南海留影,左起:许小年、于伟加、陈越、朱嘉明、皮声浩、黄江南、丁宁宁(柳红提供)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几位老领导合影,左三为马洪,左四为薛暮桥,右二为马宾(柳红提供)

中南海里的年轻人

1977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大局,决定将国家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81年,中共党内资深的经济干部、时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马洪,向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提交了一份手写的报告,建议成立“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技术经济中心”),作为国务院的研究咨询机构,综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技术和经济,推动国务院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1985年,技术经济中心和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价格研究中心合并为现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刚刚毕业的许小年和同校的皮声浩、北大的李善同、清华的程秀生一起进入技术经济中心。按照规定,上半月报到的发一个月工资,下半月到的只能领半个月工资。许小年是11月14号报到的,这让晚了两天的李善同“耿耿于怀”了很久,每逢聚会都要和许小年过不去。

技术经济中心的办公室设在中南海的一幢工字楼里。对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一步登“天”,“我们那时在外头找对象都加分,姑娘们一听说你在中南海工作,印象分立马就上去了。”

一出校门就站在了改革的“开端”,许小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应该说我是赶上了一个很好的时候:当时的政府急于改变社会经济落后的状况,对外来的思想和方法都采取一种虚心学习的态度。”

30年的亲身经历与研究,使得他对热门的“中国模式”之说颇为不感冒:“我们不能因为兜里有点钱,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中国改革成功证明了市场经济的胜利,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技术经济中心承担了国家大型项目的可行性论证,许小年和同事们参与了包括三峡、山西煤炭基地开发、山西能源基地综合开发建设规划、管道输煤在内的一系列项目论证。他和丁宁宁随后承担了《国家重大项目可行性研究条例》的组织工作。1983年,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技术经济中心主持了一项大型的预测研究——“2000年的中国”,为政策制定与规划提供依据。

2008年,许小年和技术经济中心的老同事们重聚,围坐话当年,回顾上一世纪80年代的那些预测,“结果发现只有人口预测是准的,其余的都不准,而且差了十万八千里”。这位市场经济的信徒越发地坚信:“什么规划、计划都是瞎扯淡。”

80年代的中南海弥漫着自由的气息。有幸踏入改革核心的年轻人们每天都在为国家的未来讨论、争吵着,调研、学习、写报告。工作之余,他们夏天跳入中南海游泳,冬天滑冰到囚禁光绪帝的瀛台,这样的“自由主义”终因“影响不好”而被高层禁止。

盘桓他心中许久的那个老问题——“我们的体制问题在哪里?”一点一点地得到解答。农村的“包产到户”刚启动,许小年就回延安做调研,“插队时感觉到人民公社有问题,生产队里吃大锅饭,谁也不出力。把土地分给农民,才能够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曾做过吴敬琏助手的《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的作者柳红如此评价这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老三届,当过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了解,又赶上上大学、读研究生,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学以致用之心,以热情和激情切入到改革的核心问题。”在贡献上,他们承前启后,“将来自中国社会底层民众自发的改革意愿,转化成执政党的文件政策,转化成学术理论。”

客观地说,这些充当改革智囊的年轻人能在80年代改革中发挥可载入史册的作用,除了当时高层的开明和理想主义的风气,还得益于机构设置上的独立性——独立于中央机构部门,直接向国务院负责。

30年后,许小年忧心于改革停滞不前,谈及体制改革的具体举措,他主张恢复80年代独立的体制改革机构。“如果让部门来操刀改革方案,是与虎谋皮,缘木求鱼。”“这是我们在现有的宪法框架下可以做的。也是邓小平在30年前就提出来的。”

他把推进改革开放,定义为“重回80年代并且超越80年代”。“回到那种开放自由氛围当中去,但是,要讨论的课题是要超过80年代——我们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实践了,而且这个过程也产生很多和80年代不一样的新问题。”

80年代国门的开启,也使得这个年轻人受到了新的思想冲击。

1980年,世界银行派出近30人的经济考察团来华全面考察中国经济,随后撰写了一份报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是1949之后由中外专家按国际规范编写的第一例报告,系统地描述了中国经济的状况和改革的设想。

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十分欣赏这份报告,和外国专家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指示改革的智囊机构研究和借鉴报告的观点。

“文革”期间捂着被子偷听敌台打下的外语底子,让许小年有机会去接待外国专家。一个英国经济学家过来和他们座谈,他发现自己一点都听不懂,“主要不是语言障碍,而是听不懂那些术语和理论。”他只有晚上回去看报告、查书,第二天再和人家谈,一点点地消化。

为什么要放开价格?为什么要私有化?包产到户为什么可以提高生产效率?……硕士许小年被这份外来的报告震动了:“自己学的那点政治经济学不行了,根本解答不了这些问题。”

与“中心”一墙之隔的五旬学者吴敬琏也感受到同样的冲击。1970年代末两次出国考察和学术交流,使这位复旦经济系的老毕业生顿生“洞中数日,世上千年”之感。1983年,带着一堆改革问题的吴敬琏受福特基金会邀请,到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

而立之年的许小年也萌生了到国外留学的念头,他必须权衡巨大的机会成本:是否离开象征最高权力的中南海,放弃在一场宏大改革中可能展现身手的历史机会?

“朋友劝我,家人也劝我,父母说,进了这么一个单位多不容易呀;单位领导也说,别人是打破脑袋要进来,你却要出去,再想想吧。我说已经想好了,去国外读书,因为我的经济学不行,跟外国专家没有办法对话,将来在这里做研究的潜力也受到限制,还是让我走吧。”

1985年,握着向单位借钱买的机票,许小年登上飞机,前往加州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这一年,中国的改革翻开新的一页:从农村扩展到城市,从计划经济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物价和工资制度的改革全面铺开。

他从国内带去的积蓄一周就花完了,不得不向房东和同学借钱,生活很清苦。“那是第三次感受饥饿,第一次在‘大跃进’时期,第二次是下乡。”和胃肠一样处于饥饿状态的是头脑,他发现了“新大陆”——被国内称为“西方经济学”的现代经济学,有着自身严密系统的研究方法和令人兴奋的研究成果。他感觉自己像一块干海绵丢进水中,饥渴地吸收各个学派的理论和知识。虽然名义上是读博士,但许小年是从本科的经济学课程补起,第一年读得很辛苦,以致胃部两次出血。

1991年,许小年博士毕业,在麻省的阿姆赫斯特学院(AmherstCollege)担任助理教授。

留美期间,他继续关注国内的经济改革,担任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简称CES)的理事。CES是更早到美国的一批中国留学生组织建立的,创办理事有6人,包括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北大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Koch公司中国区现任总裁王辉进。

在陈志武记忆中,许小年是CES里活跃的成员和组织者之一。90年代互联网刚刚起步,散布在北美各地的海外学子们通过newsletter保持着密切交流,他们最关注和讨论最多的,是中国的经济改革。除了每年举行的年会,他们还在全美经济学会上成功地推动了“中国论坛”的建立。

1996年,世界银行一个关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研究项目,把许小年和诞生不久、已经历几波疯狂的中国股市联系在了一起。他一年来回国内多趟,到上市公司做调研,收集各种信息和数据。

他把自己的实证研究写成一篇关于中国证券市场的论文,投给了吴敬琏担任主编的《改革》杂志,获得了当年的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

这是许小年在海外完成学业后在国内发表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他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研究,引起了华尔街的注意。1997年,许小年“下海”,到香港出任美林证券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

命运,再一次把他推回到中国的改革进程。

马洪和技术经济中心的鲁志强讨论文稿(柳红提供)

老经济学家孙冶方在病榻,后以他命名的“孙冶方奖“被视作中国经济学的“诺贝尔奖”。许小年九十年代曾获此奖(柳红提供)

“海归派”的荣与辱

1998年底,许小年加盟成立不到4年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简称“中金公司”),出任董事总经理兼研究部负责人。

中金公司由中国建设银行、摩根士丹利和其他几家外国金融机构共同投资组建,这是中国境内的第一家投资银行,从中方高管的名单可见浓厚的官方色彩:第一任董事长是王岐山,第二任是周小川。

从美林到中金,许小年称“主要是因为盛情邀请,无法再推托”。“如果说还有一点理想的话,就是希望中国有一个自己的投资银行,当时我们只有商业银行,不知道投资银行业务怎么做。”

进入这家带有浓厚本土特色、各方面还不规范的机构,克服了最初的不适应,许小年几乎从零开始,组建研究团队,确定研究方法。“说起来难,其实也不难,照搬照抄人家成功的模式就行了。”他引入了国际投行的一套标准化的系统分析方法,强调基本面的重要性,讲究逻辑的严谨和数据的翔实,用数据和事实说话,把国内流行的画曲线、看趋势、讲概念式的所谓“技术派”研究“送还给算命先生”。

“如果说我们对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有一点贡献的话,那就是建立了新的行业规范和行业标准。”他对此颇感自豪。

短短数年间,中金研究部名声鹊起。2003年,一家本土媒体将他所领导的中金公司研究部评为年度“最具影响力研究机构”,许小年本人及4位下属亦被评为“个人最佳”。

他个人的声望也从这个时候开始。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抢滩中国的国际投行中,涌现出一批被媒体追逐的“明星经济学家”,其中风头最劲的,除许小年外,还有高盛的胡祖六、摩根士丹利的谢国忠。

在中国企业家论坛主编傅小永看来,在投行经济学家之中,许小年是对宏观把握得最好的一个。“这可能还是和许的早年经历有关,他的视野更宽阔,与一般商业金融机构研究者的出发点和角度都不太一样。”

不无讽刺的是,让更多的普通中国人知道这个名字的,却是一场巨大的股灾。

2001年1月,年过古稀的吴敬琏接受央视采访,抨击中国股市成了投机者的天堂,甚至连赌场都不如。吴是许小年敬佩的学界长者。

8个月后,许小年执笔写了一篇名为《终场拉开序幕——调整中的A股市场》的内部研究报告,称目前的市场调整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健康的。当指数跌到基本面可支撑的程度——比如说1000点,可考虑引入做空等机制。

这个观点随即被一家财经媒体披露,并冠之以“推倒重来”这样具有煽情主义色彩的标题。因许小年的名声和中金公司的背景,“千点论”一出,便在市场上掀起轩然大波,遭到公众、业界和学界的“口诛笔伐”。

无视上亿股民的利益,身为中金公司代言人的许小年欲“腰斩”股市,居心何在?谩骂、威胁和阴谋论滚滚而来,塞满了他的电邮信箱。那一段时间,家人为他的人身安全担忧,母亲叮嘱他:“孩子,你要学会保护好自己。”

对他大肆声讨的,还有一批本土学者。在他们看来,作为“海归派”代表人物的许小年脱离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实际,将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路径作为“普世标准”,企图推倒重来。

按马克思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看,历史是站在了吴敬琏和许小年这一边。在经历了长达4年的阴跌之后,2005年6月,上证指数击穿1000点。预言成为惨痛现实。

对于社会流传千点论成功预言的逻辑,许小年称之为“狗屁不通”。他不满于媒体对这段往事长久不衰的兴趣,并对本刊记者说:“‘千点论’确实在我那篇很潦草的报告中提到了,‘推倒重来’则纯粹是媒体的捏造。”

南美蝴蝶哪一瞬间的翅翼颤动引起了龙卷风——答案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场由“赌场论”和“千点论”引发的大争论,已被定性为中国证券市场20年历史上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中国证监会前主席刘鸿儒对此有过总结。他认为,这场大讨论是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遇到困难的背景下发生的。当时,中国证券市场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过程中,特殊问题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阻碍了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在举步维艰的情况下,社会上产生了诸多质疑、批评和责难。

证券界和学界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派以“海归”人士为主,主张效法“西方规范的资本市场”;另一派强调“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其拥护者基本为本土研究人员。在很多人眼里,观点鲜明、言辞尖锐的许小年主张“全盘西化”,是“海归派”的标杆人物。

若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来看,这场关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大讨论,是“自由市场派”和“中国模式派”两种思潮较量的战场之一。无论是事关资本与金融市场,还是更为宏观的经济政策,乃至今天关于社会制度和文化之争,许小年都是主张“普世价值”的干将。

十年前的往事,依然搅动他的情绪。自信坚守逻辑和常识的许小年,对“土鳖”们的观点嗤之以鼻。“对个人的伤害是有的。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一旦涉及到利益,民众就不肯听真话。我只是一个研究人员,我只是说出我的研究结果,为什么要遭到这样的讨伐?人们宁愿听假话而不许你讲真话,这是怎样一种扭曲的心理?”

他想起了恩格斯的一句名言——“如果涉及利益,几何定理也要被修改。”“我对这句话的体会特别深。”

这是“知识精英”许小年与普通大众之间第一次正面的激烈冲突。他从中学到了什么?

这或许使得许小年成为一个更坚定的改良主义者。无论对政府的批评有多么尖刻,无论对当下社会矛盾的化解有多么强的紧迫感,在各种场合中,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宣讲“温和的、理性的、学会妥协的渐进式道路”。

拥有220万粉丝的微博,是许小年用来观察中国当下社会面目的一个窗口。“从我的微博上面天天可以看到,在那里破口大骂的,盼着社会大动荡的民粹主义者盼着打土豪、分田地、清算别人的那一天。”

红卫兵时打人、抄家的“恶”,依然刺痛着他。“历史教训太惨痛。历史上农民革命的残忍是没有底线的,其程度不亚于专制皇权的暴力。”

2008年10月,许小年探望四川红白镇中心学校的学生

江湖之远,庙堂之高

2004年2月,一条流传许久的消息成为现实——许小年离开中金公司。

其后,他加入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出任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至今。

一般来说,投行出身的经济学家离职后的典型“出路”有两种:一是依靠积累的广阔人脉转做投行业务,如龚方雄,王庆,哈继铭等;二是由“卖方转为买方”,创办投资公司,譬如胡祖六和谢国忠。

每每被人问及事业选择,“随机行走”是许小年经典的口头禅。然而,一位他曾经的部下却说:“许是有理论偏好的人,投行未必是最合适他的,也不是他最终的志趣。和胡祖六他们这些标准的金融系统技术经济学家不同,他还是有传统士大夫情结的,身上知识分子气很重。”

对于7年投行生涯,许小年认为自己是有收获的,帮助他第二次认识中国——认识了转型中的中国,对半政府半市场的经济体系有了深入的了解,成为日后学术研究工作的一手资料。唯一遗憾是“待的时间长了一些”。

京城的经济学圈子里,不定期地流传着许小年“入仕”的消息。一位出入高层金融圈的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2010年,某中央金融机构曾想邀许小年加入,经由过渡性工作,出任一个关键职位。传闻在半年后没有了下文。

“以他的资历,要进入体制内作一个技术官僚是不难的事。不过,我觉得,他的个性不太合适在体制内,做一个独立的学者,贡献会大得多。”

自2003年起,一股“国进民退”的浪潮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展开。随着美国金融危机在2007年爆发,中国政府借宏观调控和经济刺激政策,对经济的管制日益严格。对于市场经济和改革的“倒退”之势,包括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陈志武、周其仁等一批自由派经济学家开始在各种公共平台提出反对意见。

许小年一直是其中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从2003年底起,他多次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谈国有股减持、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商业银行改革,批评“国进民退”、宏观调控和凯恩斯主义的抬头。2010年,他指出:推动改革之难正在于触及了政府的利益,经过30年改革,政府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最大的利益集团。

和多数学者不同的是,近几年,许小年的思考已逐渐超越经济学领域,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观念的角度来寻找中国社会转型中更深层次的障碍。他将中国的改革困境,归结为“现代性”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冲突。

独立学者柳红评价说,在80年代充当过改革智囊的那一代经济学人中,许小年是“一直比较活跃、比较有社会关怀的”。

对于他的思考和批判,在被视作极左阵营的“乌有之乡”网站上,一位笔名为“刘泰特”的人士在其对许小年的系列批驳文章中也由衷称赞,称他“透析了中国市场经济内在的深刻矛盾”,触及到本质,而“众多经济学家却一直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中国企业家论坛高级研究员岑科对这几位国内知名的自由派经济学者都有过接触和观察。他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的趋势,“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原先单纯地从利益或者制度层面来看社会转型,有很多解释不了、求解不了的问题。他们通过比较、思考,逐渐在寻找制度背后的东西。”

这种转变,在张维迎、陈志武的思想脉络里也有体现。但是,许小年的探索显得更深入、更自觉,表达也更鲜明。

说到许小年的“冲”,陈志武在越洋电话那头轻声笑了:“这两年,小年是越来越超脱了。你们说是独立,我想,一个更合适的词是‘超脱’。”

同为自由市场派的陈志武宛如许小年的另一极——温润宽厚,总是面带微笑。他们2003年在一个高尔夫球场上相识,在学术上有很多认同感,虽不频繁见面,却一直彼此关注着对方的学术成果。

陈志武向记者透露,他曾收到过国内某几家中央机构的盛情邀请,但是,对方要求他遵守一个协议——不能随便对外发言。“这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学术和人格上的独立,比什么都重要得多。我想,小年也是一样的,会更在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身为“局外人”的陈志武并不认为,他们这些在体制外的对政府影响力更微弱,“正因为我们独立于中央机构,独立于部门利益,或许对决策层的影响力更大一些。”

2007年,原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从职位上退下来,在香港筹建博源基金会,“着眼于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中长期问题”。许小年是其学术委员会的成员。

博源被极左人士称为“权力、资本、西奴学者的邪恶联盟”,其成员都是当今政界、学界和商界的翘楚,他们和体制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前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中投公司总经理高西庆、中金公司董事长李剑阁等人。

他们和许小年同属一代人,曾被红色理想所燃烧,下过乡插过队,在共和国的后30年中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和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并有幸在海外学习,受到现代思想的熏陶和训练。历史曾给他们留下痛苦的记忆。对中国问题认识上的某种“志同道合”,使得他们聚在了一起。

博源总干事何迪曾对外解释说:“在走向现代性国家的过程中怎么尽可能地减少社会动乱、避免民族灾难、实现平稳的转型,这就是我们的诉求。”

许小年说,他们常常在一起研究和讨论问题,但强调从来没有“奉旨”行事,仅在和政府的共同兴趣点上出现交叉与重叠,“如果是奉旨研究,那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我问许小年,这是不是一种“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心境。

他以一种嘲讽的口吻回答,要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划清界限。“我遵从的是自己的良心,一种现代的、非常个人的良心。”

“我的良心在哪里?不在皇上,不在圣人,不在民众,也不在儒家的教诲。良心与外在的规定无关,不是从外在走入内心,而是发自内心,从内心走向外部世界。这是和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区别,尽管两者看上去很相似。”

因写下《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而在“文革”中获罪十年的已故杰出经济学家杨小凯曾自嘲过这种无法摆脱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缺陷”:过分强烈的使命感,关心国家的命运,多愁善感,“不在其位,却谋其政”。出国之后,“症状”有所缓解,但每到国内有重大社会变动,“感情澎湃”,“悲从中来”。

我又问许小年:如果要付出某种个人自由的代价,去做一个体制内的改革者,你愿意么?

“我愿意。”他几乎脱口而出,停顿了片刻后,再次斩钉截铁说:“如果可以换取对制度改革的更大影响力的话,我愿意!”

寻找社会价值认同的启蒙者

我问许小年,在这样一个时代,你给自己怎样定位?你一个在野的书生这么忧心忡忡,你想做什么?是要为庙堂献计献策么,是要启蒙大众么?

他随手抓了一张餐巾纸,给记者上了一堂节奏紧张的历史与思想史的课。跨越千年、纵横欧亚的社会大变革,在他的叙述下,脉络清晰而透彻。

在许小年看来,中国正处于历史上第二个社会大转型期:从清末开始,经民国对共和制、宪政民主的短暂探索,直至今天,艰难地寻找“儒表法里”制度的替代物。第一次大转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在秦统一中国之际,基本完成了从周代封建制向皇权专制制度的过渡,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着这个专制体系的臻于完善。

“为什么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的危机感?从未见过今天这样的道德沦丧,价值和信仰缺失,唯利是图,世风日下?因为社会由经济、制度和观念3个子系统组成,三者彼此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社会才能平稳运行。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子系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制度和观念基本上仍是旧的。”

“就像器官移植产生排异反应,新的经济和旧的制度、观念之间天天发生冲突,矛盾和摩擦不断:制度体系(主要是法制)不能支持市场经济,思想观念也不能支持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什么?是个人之间的自由交易,为了使交易顺利进行,需要法律保护个人的权利,国民需要有个人权利的观念”。

“我们现在很尴尬,(改革)若不往前走,3个子系统天天打架;往前走,有人很痛苦,因为改革损害他的既得利益。老百姓改变观念也很难,他们还是期盼‘明君清官’。市场经济的观念绝对不是‘明君清官’,是个人的自由与权利。”

“我在做什么?”他的笔端越过“经济”,越过“制度”,最后重重地落在“观念”二字上:“启发民智,宣扬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观念。”

他所主张的“市场经济中的个人不必克已”,遭到了左派人士的猛烈抨击。刘泰特称:这是在鼓吹腐朽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是灌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腐朽观念,“这种思想,对个人是很不健康的,推导至社会和国家更是有害。”

对此,许小年回应说:“个人主义不是为所欲为,在外部受到法律的制约,在内心则服从理性,他们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理性个人主义。”

崔之元是和许小年交流较多的一位新左派学者,两人在“大政府”和国企的话题上有颇多分歧。论到“现代性”问题,这位如今沉醉于“重庆模式”的学者在发给记者的邮件文章中指出,这是一个“普遍”和“特殊”的问题,正如“市场经济的普遍理念寓于各种特殊的市场经济实践中,但任何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可能穷尽人类不断试验、无限创新的可能性。”

对当下中国“礼崩乐坏”的焦虑,普遍地存在于中国思想界。拒绝“普世价值”的学者们也在试图构建他们理想中的“核心价值观”。“新左派”中具有影响力的,是甘阳提出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文化上的儒家思想、经济上的现代市场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对这一类的“中国模式”,许小年很不以为然,“儒家、市场、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制度,三者互不相容,非要把它们捏到一起去,生造出一个怪物?”

他认为,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是共通的,德国人在现代转型中曾想走自己的道路,最后又不得不回到普世价值。“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德国知识分子认为:这些都不适合德意志,我们要有德国的特色,不能简单地接过英国或法国的旗帜,他们提出‘正义、义务、秩序’。”当个人被抽象化,变成了完美无缺的“人民”,而“人民”又由国家和政府来代表,从这里就走向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希特勒上台之后,最终走向种族主义。

“凡是否认个人权利的民族,都会经历大的动荡,付出沉重的代价,最终又回到个人权利上。”

他写书、著文、演讲,呼唤在中国进行一场关于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启蒙运动,并对国人讳莫如深的“个人主义”给予慷慨礼赞:

崇尚个人权利不会形成隔绝、分散的“个人孤岛”,市场经济消除了个人之间的冷漠;在为他人生产的市场经济中,利已必先利他;市场假借人的利已之心为社会服务,这是亚当?斯密的伟大发现……

可是,在一片没有宗教信仰约束的土壤上,移植一种“理性的个人主义”,是否会是“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呢?这和无神论者信仰有一个完美的“市场”一样,是否也是一种观念的冒险呢?或许,这不仅仅事关知识分子“脆弱”的民族自尊心。

西方的“个人主义”源自宗教,是一种有神的“个人主义”:人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所造,所以,无论个体的生命多微小,在他都视为宝贵,他不愿一人沉沦。这和人本主义的、以自我需要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有着本质区别。路德宗教改革之意义,在于把有神的“个人主义”从教廷的权威中释放出来。

在政教分离的今天,占主流的宗教文化依然影响着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制度之外,提供着精神动力和对“动物精神”的强大约束。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曾深刻地分析了宗教信仰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

晚年皈依基督教的杨小凯在苦苦思索之后得出结论:制度并非来自科学,而是来自信仰,“是这种意识形态决定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就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

眼前这位科学与理性的信徒也在自己的思想探索中:他在欧洲的思想变革中探求,也在传统的儒家学说中寻找,寻找着一种能把本土和现代精神结合起来的产物。

“信谁呢?信儒家?中国现在只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但这‘二民主义’不是价值体系,不能指导社会关系的调整和制度的建设。”

对“二民主义”,他始终抱着高度的警惕,“我们现在出现一个信仰真空,我指的是价值和社会伦理道理的信仰真空。那些看上去有道理、能够获得大众感情拥护的东西,很容易被确立为新的价值观。现在,总有人扔出这些东西来填补人们的信仰真空。这非常危险。”

从五四时期起,鲁迅、胡适、陈独秀这样的启蒙知识分子的挫败感时常像潮水一般地涌过他的心胸。“人,我说的是你、我这样的个体,你、我这样的凡夫俗子,乃世间的万物之灵,抬起你的头来,重拾你的信心”。在他的新书《从来没有救世主》的序言中,许小年如诗人般感叹。

他常常会想起两千多年前那次大社会变革中的那位思想者。“我忽然发现自己很理解孔子,觉得他太了不起了。以前还瞧不上这老头儿呢。”

颇有意味的是,在记者的另一次采访中,与他境遇相似的经济学家张维迎也谈起了这位生前“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儒家开创者,也一样心有戚戚。张称孔子为“制度经济学家”,并相信——“思想的竞争不在当下”。

“绝对不在当下,也不在胜负,不在于社会接受与否,不在于执政者欣赏与否。譬如马克思主义曾是显学,现在已经不是了,但是,没人能否认他在人类思想史上的位置。”

“所以,柏拉图说:这个世界最真实的存在是什么?是精神。”许小年一把抓起写满思考的餐巾纸,紧紧地揉进掌心。

2008年12月25日

迎接中国的伟大公司

Filed under: 经济 — L. @ 01:38

改革开放30周年暨国庆随感

未来30年应该是一大批伟大的公司在中国创建和成长的关键时期。我们处在一个极佳的历史阶段。但决策者和投资者都需要更好地适应伟大公司的发展。

在过去的12个月里先后读了吴晓波的四本书:激荡三十年、大败局和大败局二,很大程度上它们是关于一个议题: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企业的命运。应该说,到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在中国,能够称得上“伟大”这两个字的公司,恐怕屈指可数。一大批公司曾经名噪一时,甚至家喻户晓,但最后往往黯然退场。这其中,最常见的原因大概有下面几个:1. 过度依赖市场策划和运作,而忽视产品和企业的管理;2. 产权结构不清晰,导致企业的管理者和所有者不能够团结共生;3. 管理者本身的过度冒进,企业盲目发展和多元化,实际管理能力和财务控制能力不足;4. 缺乏开发实际产品和技术的能力;5. 由于改革初期阶段所必然出现的灰色问题及其后遗症;6. 企业发展过程中对商业道德和社会公益的漠视。

最近的三鹿奶粉事件必然会成为大败局三的一个惨痛案例,更严重打击了中国产品的声誉。类似这样的行业潜规则应该被谴责和消除,而作恶者应当受到法律的严惩,但同时,我们不应放弃对中国制造的信心和追求。在美国和日本的企业史上,曾同样出现过异常黑暗的阶段,重要的是人们在事后如何面对。正如大败局二的序言所说,“洛克菲勒和他那一代商业巨子,在经商中表现出来的无与伦比的才智和贪婪,直截了当地向美国提出了有关规模经济、财富分配、企业与政府之间应保持何种关系等一些十分棘手的问题。这种互动最终推动美国的经济立法及商业精神趋向成熟。”希望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走向中国商业的成熟。而我相信未来的三十年正是这样的时代。

从整体商业环境而言,私人财产得到一定的法律保护,产权明晰已成为绝大多数企业设计的共识,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没有“原罪”的中国企业将会出现,这消除了与一个伟大公司所不相符的一个基本道德瑕疵。经过前30年的积累,私人资本终于具备了相当的规模,使得他们有能力在一切非垄断的产业领域参与竞争。而我们相信,反垄断这个概念是如此的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曾经的垄断产业向民营资本开放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整体商业环境和法制进程的改善,经营者和整个社会,都越来越进入一个更自决的时代,一个越来越遵守商业道德和讲究管理方法的时代,一个用古人的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时代。而随着更多的社会精英加入企业家的行列,我们期待中国公司的运营质量会有显著的提高。公司,是一个商业社会的基本元素。在未来的30年里,中国将从一个世界大国变成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没有一批伟大的有世界竞争力的中国公司,这是不可能的。

要实现这一切,一个公正有效能够实现优胜劣汰的舞台是最关键的基础。第一,要公正公平地对待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决定一个企业生存的唯一标准应该是它的经营能力,而不是所有制成分。统一税制应该说体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在更多的准入政策、资源配给等方面,都要给予每个市场参与者公平的机会。第二,要减少执行规则的随意性,与之相应的是要加强法规的确定性和可执行性。我们的很多法规总是倾向于扩大管辖的范围,一方面对于一些完全可以由市场自行确定的事情做出规定,导致很多人不得不为一些明明合理的事情去违规,很多企业的原罪甚至就来源于此;另一方面则完全不考虑一些规则的可执行性,导致法不责众而潜规则横行,查处违法活动全凭执法者个人好恶,更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成为了打击目标企业和目标个人的借口。这种现象,不是一个简单的执法不严的问题,而是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法律的效力,更败坏了整个社会的心态和风气。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企业家,花费了太多时间在应对政策和法规的不确定性上,而不是专注于正常的商业思维。第三,要摒弃当运动员的冲动。用吴敬琏先生的话说,产业结构调整也好,扩大投资和内需也好,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现在政府在那里纷纷投资、纷纷参与,不仅投资效率低下,层层寻租,更对有效率的民间投资有挤出作用,适得其反。至于左手裁判员右手运动员对整个市场经济原则的根本性破坏,就更不用说了。

另一方面,作为投资者,作为市场的一部分,我们是不是也要考虑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中国的股票市场,甚至更广泛的投资市场,仍然没有走出“博傻”的怪圈。这里面,有规则的问题,更有参与者自己的问题。嫌发行价动辄30倍40倍的市盈率太高,为什么还要去申购新股?为什么新股第一天上市还要去追高?末日权证明明已经脱离了任何合理的价值,为什么还要去炒?我们的投资者,能不能够不要再自作聪明的“与庄共舞”,在一场必输的击鼓传花中追求成为倒数第二个接棒的人?我们能不能尊重市场,尊重优秀的产品和服务,真正地从国家和企业的健康发展中获利?我们能不能坚决地摒弃那些所谓的“神通广大”、“有内幕有关系”的经营者,而是去支持坚守道德底线和市场规律、专心为投资者和社会创造价值的经理人?须知一个人的道德观念与他的职业性格息息相关,靠不正大光明的人,不正大光明的方式,是不会做出伟大企业来的。巴菲特曾经说,股东和企业是互相造就的。我觉得更进一步说,股东、企业和市场都是互相造就的。不务正业、缺乏透明度的企业会让那些真正关爱企业长期发展的股东用脚投票选择离开;一个酷爱博傻、玩消息、炒概念、追涨停的投资者群体会让市场里能够提供类似“题材”的事件层出不穷,卫星不断,丑闻只是大小和迟早的事情;而监管不力、投资风气恶劣的市场最终只会让优秀的企业敬而远之。放眼未来三十年,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中国的资本市场不仅要成为优秀中国企业的当然之选,更要成为全世界优秀企业的最佳舞台。我们的投资者任重道远。

特别的,我认为在未来的三十年里,我们应该有更积极主动的股东,通过合作,通过资本的力量,改变企业的股权结构,撤换不胜任的经营者,以真正透明合法的方式重铸企业的价值。我相信这是全流通赋予资本市场的重大意义和全体投资者的重大机会,更是迫在眉睫的趋势所在。

再一次引用大败局中的文字:斯蒂芬茨威格曾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写道:“一个人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生活的使命。”有幸与改革开放同岁,我们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深远变革的三十年。那么,什么又是你我生活的使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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