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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2月23日

读密尔《代议制政府》

Filed under: 社会, 新闻与政治 — L. @ 22:20

强烈推荐,年度最佳

《代议制政府》,J. S. 密尔著,汪瑄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6月第1版

摘录一下主要观点吧。除非特别说明,以引文为主。

政治制度是发明创造和自然产物的结合体。一国人民的根本的政治制度是从该国人民的特性和生活成长起来的一种有机的产物,是他们的习惯、本能和无意识的需要和愿望的产物;但是,人们仍然有办法先明确政府所须促进的目的,然后研究什么样的政府形式最适于实现这些目的,并不断在人民认同的基础上推进政府形式的改变。

好政府……其中主要的、超越其他一切的是组成作为统治对象的社会的那些人的品质。好政府的第一要素既然是组成社会的人们的美德和智慧,所以任何政府形式所能具有的最重要的优点就是促进人民本身的美德和智慧。

代议制议会的适当职能不是管理,而是监督和控制政府:把政府的行为公开出来,迫使其对人们认为有问题的一切行为作出充分的说明和辩解;谴责那些该受责备的行为,弹劾相关的人员。此外,议会还有一项职能,其重要性不亚于上述职能:它是这样一个舞台,在这舞台上不仅国民的一般意见,而且每一部分国民的意见,以及尽可能做到国民中每个杰出个人的意见,都能充分表达出来并要求讨论。这样一个场所本质上就是任何地方所能有的最重要的一种政治制度和自由政府的头等好处之一。

积极作为的代议制政府需要警惕的两种弊病是:第一,议会中的普遍无知和无能;第二,有受到和社会普遍利益不同的少数利益影响的危险。后者也就是常说的多数人暴政,是代议制弊病的重中之重。

历史上凡是在管理事务中以持续的智力和魄力著称的政府一般都是官僚政治。它积累经验,经过反复试验和充分考虑而获得传统准则,以及为实际管理事务的人们准备适当的实际知识。但是,官僚政治的天然弊病是例行公事和腐败。

在提高工资,限制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对机器课税或加限制,以及可能节约现有劳力的一切改进——或许甚至保护本国制造者以抵制外国工业——等方面的立法尝试,是进行统治的体力劳动者多数的阶级利益感所产生的极为自然的结果。有人会说,所有这些事情都不符合人数最多的阶级的“真正”利益。但是,作为对他们的行为的重要考虑的,不是什么是他们的利益,而是他们认为什么是他们的利益人们做一件事或不做一件事的利益,不决定于任何外部情况,而决定于他是什么样的人

密尔支持黑尔(黑尔提出的很多选举原则,直到今天也仍然在被采用)提出的比例代表制,以确保即便是少数也在议会中有相应的代表。

只有通过政治讨论和集体的政治行动,一个被日常职业将兴趣局限在他周围的小圈子的人,才学会同情他的同胞,和他们有同感,并自觉地变成伟大社会的一个成员。

密尔支持选举权原则上应对所有人开放。但他认为任何不会读、写以及不会做普通的算术运算的人参加选举是完全不能允许的。他也认为,不交税的人,通过他们的投票处置他人的财产,就很有可能造成浪费而不会想到节省,因此不应该有选举权。同理他反对破产者和领取社区救济的人拥有选举权。

密尔也支持复数投票权,即给予智力上优越的群体以更高的投票权重,以保证代议制政府的智力能力。但他同时建议这种权重的提高不能使享有智力特权的人可以用它来压倒社会中所有其余的人。密尔不认同平等投票,“因为它承认一项错误标准,并在投票者心中产生坏影响。国家的宪法宣布无知有资格享有和有知一样多的政治权力,不是有益而是有害的。”

代表公众的民主议会的缺点就是公众本身的缺点,即缺乏特殊训练和知识。适当的补救方法就是使它和一个以特殊训练和知识为其特点的团体联合在一起。如果一个议院代表舆情,另一个就应代表经过实际公共服务的检验和保证并经实际经验加强的个人美德。如果一个是人民的议院,另一个就应该是政治家的议院。

所有政府官员中,最不应该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是司法官员。真正对法官的审判程序实行有效控制的,不是社会一般的舆论,而是他自己法庭上的有关人们。支持一般公众以陪审员身份实际履行一部分司法职务。

密尔极其推崇实际上的科举制度和应试教育来培养普通公务员。“考试应该是竞争性的,任命的应该是考试成绩最好的人。这样考试将鼓励每个人尽力而为,而且在全国都会感受到这种影响:提供在这种竞争中名列前茅的学生就成了每个教师的雄心勃勃的目标和成功之道;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国家能这样大大提高全国教育机关的质量的了。”

地方机构承担着教化民众的关键职责。有人认为,应放任他们按照自己的见解管理地方事务,不管他们的见解是怎样不完全。作者不同意。将无知者和无知者放在一起,如果他们想要知识,就让他们在毫无帮助的情况下摸索前进;如果他们不想要知识,就只好让他们没有知识,这不过是一种贫乏的教育。所需要的是如何使无知者自己意识到无知,并能从知识得到好处;使只知道例行公事的人习惯于按照原则行动,并感觉到原则的价值;教他们比较不同的行动方式,并学会运用他们的理性区别出什么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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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8日

找个有责任心的配偶吧

Filed under: 社会 — L. @ 21:16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露西•凯拉韦

如果你想在工作中获得成功,有一种特质是你最需要的。不是创造力、情商、人际技巧、经验、判断力,甚至也不是天生的智慧。

这种特质是责任心(conscientiousness)。

几十年来所有的学术研究说得已经够多了,无论你在哪行哪业,这种特质就是成功者与平庸者的本质区别。

不过,现在的研究结果表明,你自身拥有责任心的特质只是一个开始,你还需要一个拥有同样特质的丈夫或者妻子。

根据一篇很快就要发表在《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杂志上的论文,配偶的性格特质会影响你的工作表现,他或者她给你的影响是好还是坏,能决定你能否升职加薪或者你在办公室的日子是否过得去。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的研究者花了5年时间研究已婚夫妇(绝大部分双方都工作),并将其中一人的成功与他(她)的另一半的5种性格特质相对照:外向、心胸开阔、随和、敏感和责任心。他们发现,最后一种特质有很大的积极作用:配偶有责任心的人表现更好。

这一结论之所以说得通,有3个理由。首先,一个有责任心的配偶更有可能记得把垃圾拿出去扔并确保晚餐有东西可吃。如果你与这样的人结婚,你就不用一个人陷入这类琐事。第二,这样的配偶会树立良好的榜样。如果你的配偶有条理、准时和勤快(这几条虽不时髦,但都非常有用,也是有责任心人士全都具备的品质),有助于你也成为这样的人。第三,如果你够聪明,与这样的人结婚,你的家会像一部运转流畅的机器。这意味着与那些家中乱七八糟、老是账单没付、家长会忘记参加的同事相比,你会以饱满得多的精神状态出现在单位。

之前已有许多研究告诉我们,世界属于有责任心的人,这份报告又为这一点增加了新的佐证。这些研究的结论多种多样,有的说,责任心强的孩子表现最好,有的说,有责任心的人在工作中更快乐,有的甚至说,有责任心的人寿命更长。

从某种程度上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有90%的成功就在于能够“到场”。有责任心的人能准时到场、用牙线清洁牙齿、做他们该做的事情、有合理的进取心、善于规划、能够为得到未来的两粒棉花糖而忍住先不吃眼前这一粒棉花糖(这是一个有关幼儿自制力的著名实验——译者注)。这使他们成为那种非常适合工作和婚姻制度的人。

但让人惊讶的是,尽管责任心如此魅力巨大,我们竟很少谈论它。人们从不自夸自己有责任心。责任心不酷,当然也不性感。

在LinkedIn英国网站上,1500万用户中只有9.2万用户表示自己有责任心。与此相反,几乎有1200万人声称自己掌握“人际技巧”(姑且不论都包括什么技巧),还有超过700万用户自称富有创意。这证明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人们在求职网站上的自我描述纯粹是瞎扯。但这也证明,很多有责任心的员工在没有意义地拼命掩盖自己的美德。更莫名其妙的是,雇主们好像也几乎没什么兴趣雇佣能好好完成工作的人。网站上登出的全部职位中,仅有200个特别指出他们要找有责任心的人——而有8000个职位坚称热爱这个工作是先决条件。我看到安永(EY)想要招聘一名有工作热忱的IT法律助理,摩根大通(JPMorgan)在招聘一名热爱这个工作的监督和控制主管,而他们本应找的是有责任心的人。

不论是雇主还是应聘者,都参与了一个精心编织的骗局,那就是所有职位都是有意义的和创造性的。这是傻话,因为人人都知道大部分职位面对的都是日常性事务,要处理无休无止的大批无聊邮件。

比起在招聘员工时,人们在寻找终身伴侣时时更不在乎对方是否有责任心——这甚至更加危险,因为和一个人离婚要比解雇一个人困难得多。我从未听谁说过“我最先爱上我丈夫的一点是他有责任心”。同样,这个词在网络交友中也很少出现。在泰晤士报(Times)的网站上,有一长串推荐形容词供人们进行自我描述,包括忠诚、靠谱、狂野和情绪化,但根本没有“责任心”这个词。

我们应彻底改变对“有责任心”这一品质的印象。我们无需假装它很酷或很性感,只需正视它的价值:有责任心会让工作和生活更顺畅。

译者/许雯佳

2014年08月27日

This is the ALS Association’s 2013 tax return….

Filed under: 社会 — L. @ 23:23

By Goldman Sachs Elevator on Facebook

This is the ALS Association’s 2013 tax return….

http://www.alsa.org/assets/pdfs/form-20990-20-20f2014-20irs-20sgd-2006-11-2014.pdf

Salaries for the leadership of the group:

Jane H. Gilbert – President and CEO – $339,475.00
Daniel M. Reznikov –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 $201,260.00
Steve Gibson – Chief Public Policy Officer – $182,862.00
Kimberly Maginnis – Chief of Care Services Officer – $160,646.00
Lance Slaughter – Chief Chapter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Officer – $152,692.00
Michelle Keegan – Chief Development Officer – $178,744.00
John Applegate – Association Finance Officer – $118.726.00
David Moses – Director of Planned Giving – $112,509.00
Carrie Munk – Chief Communications and Marketing Officer – $142,875.00
Patrick Wildman – Director of Public Policy – $112,358.00
Kathi Kromer – Director of State Advocacy – $110,661.00

Total administration costs were just under $2 million. “Other salaries and wages” (Part IX line 7) were $3.6 million, with another half million dollars in “pension plans” and “employee benefits.” Expenses for non-employee labor were about $4 million, and “travel expenses” exceeded $1.3 million.

So total costs for labour to run the association was around $12.5 million, from revenues received totaling $24 million.

Over 50% of what the ALS Association receives appears to support salaries of people working for the Association, based on these tax returns.

2014年07月5日

创业让人更幸福

Filed under: 社会 — L. @ 20:14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卢克•约翰逊

创业家幸福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定义了幸福的决定因素。根据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研究,幸福的关键就是找到自己的人生之路。

毕竟,创业家们知道,促使他们创业的关键原因不是金钱,而是自主权和自由,即创业能让他们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许多创业者挣的还不如给别人打工时多。但他们之所以选择自己当老板,是因为当老板能带来更多的满足感,以及对自己职业生涯更大的掌控权。

后一点是获得成就感的关键因素:将人生方向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交给别人(父母、老师、老板,等等),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太多的人之所以感到无助,就是因为他们无法掌控自己的世界。

最近的研究似乎证实了上述观点。6月,巴布森商学院(Babson College)在美国发表了《2013年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13)报告。该报告指出:“整体而言,那些选择创业的人最终……比那些没有选择创业的人更有可能认为自己的生活‘非常好’、或‘接近完美’。”实际上,平均而言,创业家对自己幸福感的打分是其他人群分值的两倍。

在创业的最初几年,年轻的创业家们对幸福感的打分并不高。幸福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提升。我可以理解这种现象:我自己在20多岁寻求各种机遇的时候,也经常会感到失落和沮丧。有时我会有一种挫败感,觉得自己永远都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几乎所有的创业家在创业初期都会努力拼搏,直至他们适应环境或者改变环境。

创业家可能往往天生就是乐观主义者,而乐观主义者比悲观主义者更快乐并不让人意外。研究表明,一个人的幸福感大约有40%是由基因(而非环境或抚育)决定的;而选择自己创业、追求自己的兴趣、而非顺从地做他人希望你做的事情,可能往往会增强你天生的快乐倾向。

另一个因素可能是,人类欣赏经过努力拼搏得来的成功——他们喜欢看到才能与回报之间存在合理联系。创业精神则将这两样东西直接联系了起来。那些通过冒着发明东西或创建企业的人知道,一旦在市场竞争中获胜,就能获得公平的回报;而那些在大型企业或机构中努力向上攀爬的人,则不得不应对难以捉摸的办公室政治——在办公室政治中,胜利可能与才能毫无关系。在许多大型机构中,高级经理人会将好点子的功劳占为己有,让初级团队成员恨之入骨。

而这引出关于幸福的另一项研究结论:当人类积极主动且有目标时,他们就会蓬勃发展。懒散、长期懈怠和对事物缺乏兴趣会导致痛苦。我认为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有让自己忙碌、富有创造性并被需要的内在需要。人们只有努力奋斗,经历各种考验才能成就一番事业,但因此获得的成就感,远非靠纯粹的运气、继承或消费获得的收获(或愉悦)能比。

正如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所言,“人生最高的奖赏和最大的幸运产生于某种执着的追求,人们在追求中找到自己的工作与幸福——无论是编织篮子、制作大刀、开凿运河还是制定法律或谱写歌曲”。

创业家比其他大多数人更可能幸福的原因还有很多。例如,创建企业的实践让他们清楚地知道,重要的是过程,而非结果。他们也明白,从来都不会有任何事能接近完美,面对现实,始终需要做出一个个妥协。

这实际上是积极的消息;因为我们全都需要新的目标和做得更好的机会。创业家在真实的世界里生活和工作,然而他们内心其实是梦想家,经受着成功与失败带来的跌宕起伏。

在我看来,有成功也有失败的人生非常棒。我之所以愿意当一名创业家,也就是为了拥有这样的人生。

译者/邹策

2012年06月16日

读秦晖《传统十论》(5)

Filed under: 社会, 历史, 新闻与政治 — L. @ 19:49

这里综合一些书中其它的定义和思想。

滕尼斯曾指出,共同体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以习惯性强制力为基础的血缘、地缘或宗教缘集体纽带,它不是其成员个人意志的总和,而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是一种“人们意志的统一体”。而社会则是理性人在合意的基础上结成的“有目的的联合体” 。共同体是整体本位的,而社会则是个人本位的。

马克思说: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就越显得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群体。

卢梭说:臣民关心整体和谐,公民关心个人自由。

“伪个人主义”与大一统朝廷的强控制恰恰是互为因果的,小农的“一盘散沙”正是其得以为官府“编户”的条件。

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大权在握时尤其要注意权力的自律,而不能凭借权力用自己哪怕是真诚的理想去无限制地律人。无权者也不是只有道德自律这么简单,一个真正的儒家应该要考虑争取和维护“无权者的权利”。一个人在争取他自己的人权时,他也是在争取所有人的权利。

国家强大与否不能简单以贸易顺逆差来衡量。农业时代的外贸需求一般主要是奢侈品需求,强大帝国的这种需求往往高于衰弱国家,因而容易形成更大的逆差。初级工业化开始后大宗产品供给与大宗原材料需求同步增加,但如果它是与没有投资需求的传统农业国进行贸易,则它的大宗原材料需求会比大宗产品供给更易实现,从而也造成大量逆差。

仅仅在家庭经济(与雇佣经济相区别)意义上定义“小生产”的话,那么“小生产没落”论和“大生产优越”论在农业中是否成立,至少有待于未来的继续检验。现代农业的发展表明“大生产”的农业在效率上也未必优于“小生产”。倒是“公司加农户”的方式日益显示出比工厂式大农场更大的适应性。

由作为共同体财产的依附人格,到摆脱共同体束缚的人的独立性,由统治——服从关系基础上的分配到私人交换,由以共同体为基础的强制劳动到作为世界市场之基础的自由劳动,这就是马克思心目中由封建社会向市民社会的变革。

2012年06月10日

读秦晖《传统十论》(4)

Filed under: 社会, 历史, 圖書, 新闻与政治 — L. @ 14:37

既然是全书的重头,让我们直接跳到第五论先睹为快。

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主要关注典籍中的思想,尤其是这些思想的形而上层面。但是历史进程中真正关键性的还是“社会思想”而不是“典籍思想”,特别是精英们通过“行为”而不是通过言论著述表达的、往往对社会实际影响更大的那些思想。这主要是指落实在制度设计与政策思维层面上的思想。

吏制,是中国制度设计的重要特点。作为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可任免官僚,中国帝制时代的“吏”是其他盛行贵族制、领主制、土司制的古文明,包括中国境内的许多少数民族历史上所没有的,甚至也是帝制前的华夏上古时代没有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儒与吏是相对的,前者以价值观为归宿,后者以执法为职业。直到科举盛行之后,才出现了儒吏合一的局面。但儒家仍然以其科举出身而自诩为“官”,从而又出现了官与吏的对举。

人们常把儒家文化当成中国文化的同义词,但毛泽东同志却强调“百代都行秦政制”,而“秦政制”恰恰从理论到实践都是极端反儒的。在吏治问题上,儒、法两家的思想几乎是两个极端,即儒家的吏治观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以伦理中心主义为原则,主张行政正义优先。而法家的吏治观则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以权力中心主义为原则,主张行政安全优先。

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双方都有约束,所以原始儒家虽然讲君权父权,但并不等于绝对专制。相反的,根据儒家“圣道”高于君命、儒为王者师、信仰高于权位的观念,从“圣王”理想中产生“从道不从君”的人格追求,从而对君权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意志。这是儒家历经三千年沉浮仍不乏人称道的基础。

然而,儒家的高调理想在缺乏外在监督的情况下却极易演变成任人唯亲的小圈子政治。这样不仅贻害吏治,而且不利于皇权。于是实际吏治反而是按法家的一套运作。

在法家看来,唯一可信的是法(普遍主义的赏罚规定)、术(通过分权制衡驾驭群臣的权术)、势(严刑峻法形成的高压)。君王安排吏治,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顺天应民,实现行政正义,而是确保大权在我。法家要求臣下的忠顺比清廉更重要,而且与儒家不同,法家要求这种忠顺是无条件的,即“臣忠”不能以“君仁”为条件。

为了行政安全至上,有时不仅行政正义可以放弃,连行政效率也可以牺牲。法家之“治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有意分割事权,使其相互牵制。这种为了确保皇权安全的“分权制衡”往往比近代民主制下为了保护民权而设立的分权制衡还要复杂得多,可以说中国远远超过了西方。(必须承认法家的某些制度确实对吏治是有限制作用的)另一方面,法家主张“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一以法度律之,但它讲的不是公民权利的平等而是“臣民义务的平等”,人人都是皇上之奴,因此彼此不得相互依附。可见法家传统的确是加强大共同体中央统治的利器,无怪乎百代都偏好秦制了。

正是因为法家的权力制衡和法度平等都是皇权本位而不是民权本位的,当我们在那个“批儒扬法”的时代把儒家仁义之说与温良恭俭让的“传统”反掉之后,我们离民主与宪政却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但从实用角度讲,法家高度重视行政安全而具有突出的生命力,从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而没有遇到真正可以取代的另外的选择。

从秦至清的整体看,中国吏治传统的主流是“儒表法里”,即说的是儒家政治,行的是法家政治;讲的是性善论,行的是性恶论;说的是四维八德,玩的是“法、术、势”;纸上的伦理中心主义,行为上的权力中心主义。与一般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不同,法家是一个从根本上与儒家截然不同的价值体系,这对人们的行为方式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之一是传统国人的人格分裂或双重人格。这可以理解儒法之外的第三种传统即道家传统为什么如此重要。

道家在对国人的行为影响中实际上是一种“思想润滑油”,具有很浓的犬儒色彩。弱者的无为,在很多情况下即是苟且,但庄周的苟且却不自承无奈,而是把它奉为崇高境界。在这种境界中,真伪、有无、是非、善恶都可以不分,或者说都不可分。有了这样游戏人生的心态,人们就可以在“儒表”与“法里”的巨大反差之间表现得漫不经心,以无所谓、何必较真的姿态适应那种说的一套做的另一套的生存方式。儒法道三者互补的情况构成了过去两千年间的常态。

更进一步,儒的实际地位未必赶得上法、道,用明儒王夫之的话说:“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一般地讲,中国历史上有权者自己真正相信的是“法、术、势”,而要别人相信仁义道德。但理想主义者的下场有目共睹,结果是国人越来越“圆融通透”,价值理性却越来越萎缩。各人以追求专制权力为中心,在强权之下唱高调,说假话。强权不及之处,则痞风大盛,道德失范,几成丛林状态。对于这种强权哲学和犬儒哲学互补式的双重挤压,儒家理想主义者们历来痛感至深。现代儒家徐复观亦有名言:“先秦各家思想,除法家本为统治阶级立言以外,最先向专制政治投降者即系道家。”

法道互补对传统吏治带来的首要危机就是行政不正义,也就是腐败。因为在法家的观念里,不仅人是利己的,而且不利己的人是有害的。真正“从道不从君”的儒家会舍己为民不惜违君,这在法家看来是对政权极大的威胁(想想说真话有多么不易)。就监督机制而言,法家的严密监督机制实际上是为了行政安全,所以它主要以官为监督对象,而对胥吏舞弊疏于监管。在实际政治中,中央财政征收越多,越需要更多的“国家经纪人”,或授予地方上更多的“国家经纪”权;而另一边地方合法财政亏空严重,贪污和横征暴敛则越发不可收。

可悲的是,中国传统君权几千年的实践,一方面君权专制的力量之强大、组织之严密、制度设计之殚精竭虑都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另一方面那既不神圣又不令人敬畏的宝座人人想坐,以至觊觎皇位者之多也是人类诸文明中罕见的(从古埃及直到后来的欧洲、日本诸国都没有造反的民众争当君主的)。我们没有人人平等相待的传统,倒是有极为悠久的在丛林法则下“平等的”争夺奴役他人之权力的传统。因为几千年来国人所尊崇的,根本不是对君主的敬畏和信仰,而是对“法、术、势”的恐惧。所以我们才有几千年的流血革命,却不见根本性的制度进步。

相对而言,最为传统的民本派儒家主张“从道不从君”,“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虽被法道互补所挤压,却是与现代思想最为接近。因为“民本”也好,“民主”也好,其背后最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本是一种普世性的“人之常情”。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传统儒家与现代思想在最基本的人文价值上是可以沟通的。

因此儒家的当代意义,在于将中国的传统民本文化与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相结合,打破强权法家与犬儒道家对思想的控制,打破大共同体扼杀公民个人权利的专制。不管是一姓之国还是人民之国,都没有理由非法侵犯乃至剥夺公民的个人自由和权利。与满脑子厚黑学的法吏和只想着“逍遥游”的犬儒相比,传统儒家士大夫那种“从道不从君”的信仰、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的热情、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骨气,是推动现代社会进步的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2012年05月6日

读秦晖《传统十论》(3)

Filed under: 社会, 历史, 圖書 — L. @ 00:14

第三论和第五论是全书的精髓所在。用作者的话说,对中国传统的事实判断(中国传统究竟是什么)和价值判断(否定还是肯定)一直是中国思想界的主题。而前一判断更是后一判断的基础。

传统的认识,一是从生产方式上强调租佃关系,二是强调宗法伦理、整体和谐与非个性化的“儒家文明”。村落、家族等小共同体的自治与和谐被认为是华夏文明的特性。

这些认识是否准确?在第一论里,作者已经从实证的角度提出了质疑。更进一步说,如果真的是社区自治,国家权力无法涉及,农民运动为什么总能突破社区范围而在全国水平上发生?其实并非民间贫富冲突而使官府卷入,而是官逼民反导致民间贫富冲突。所以俗语历来有“官逼民反”而从无“主逼佃反”之说。

事实上,编户齐民的传统中国在大多数时候是一个大共同体本位的社会。秦开创了大共同体一元化统治和压抑小共同体的法家传统。这一传统在经济上强调利出一孔的国家垄断;在政治上反宗法、抑族权、消解小共同体,使专制皇权能直接延伸到臣民个人而不致受到自治团体之阻隔;在理论上崇奉性恶论,黜亲情而尚权势。(我国迄今为止的许多政策似乎仍与法家传统不谋而合)这里小共同体的解体并非由公民个人权利的成长,而是相反地由大共同体的膨胀所致。

在秦以后,除开一个短暂的“表里皆儒”的魏晋时期,中国在大多数时间里延续的是“儒表法里”的大共同体一元化传统。即在表面上承认多元共同体权威(同等尊崇皇权、族权、父权、绅权等等)而实际上独尊一元化的大共同体;讲的是性善论,信的是性恶论;口头的伦理中心主义实际的权力中心主义;表面上是吏的儒化而实质上是儒的吏化。

所以,与其它前近代文明相比,中国人对社区而言的“自由”是极为可观的。然而中国人对国家的隶属就更为可观。

至于近代中国社会中形成的小共同体(宗族是其常见的形态)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它可能既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发达,也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传统。可以看到,越是闭塞、不发达、自然经济的古老传统所在,宗族越不活跃,而是越外向、商品关系发达的后起之区反而多宗族。这可能与大共同体本位的动摇与小共同体权利的上升有关。须知,即便是在古代中国,专制国家对宗族组织的支持是为了抑制臣民个体权利,而不是想扩张“族权”,更不是支持宗族自治。

近代中国的启蒙与革命是在救国救亡的民族危机背景下发生,人们痛感国势孱弱、国家涣散,在强国梦中很难产生对大共同体本位的“国家主义传统”的深刻反思,个性解放与个人权利的近代意识主要是冲着小共同体桎梏即“宗族主义”的束缚而来,便成为理所当然。从严复、梁启超到孙中山都在抨击宗族之弊的同时发展着某种国家主义倾向,尽管这种国家主义所诉求的是现代民族国家而非传统王朝国家,但它毕竟会冲淡对“大共同体本位”之弊的反思。在此潮流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反“儒”而不反“法”,在对宗法礼教发动激进抨击的同时并未对儒表法里的传统作认真的清理。批判的主流只是把传统专制当作皇帝个人的或皇帝家族的“家天下”来反,而缺乏对大共同体扼杀公民个人权利(甚至也扼杀小共同体权利)的批判。似乎只要不是一姓之国而是“人民”之国,就有理由侵犯乃至剥夺公民个人自由。皇帝专制是恶而“人民”专制是善的观念就此流行。

在近代公民社会之前的西欧才是“小共同体本位”社会,国家主义在他们那里是一种近代思潮。所以他们的近代化过程是他们摆脱对小共同体的依附而取得独立人格、个性自由与个人权利的过程。忽视东西方的差异而片面学习抑制小共同体可能与现代化南辕北辙。在中国的环境下,争取公民个人权利与争取小共同体权利二者间很可能形成客观上的良性互动。这一互动的核心在于限制政府(包括中央政府也包括地方政府甚至是民选政府)权力。而这一过程必须谨慎以免陷入混乱和分裂进而导致历史进程的倒退。具备独立思想和健全人格的公民社会的形成是保障这一过程不出现偏差的重要一环。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审视儒家思想,我们可以看到儒家虽然没有个人本位之说,但却有“共同体多元化”倾向而反对大共同体一元化。因此新儒学必须不是以解构所谓“西学”、而是以解构中国法家传统为己任的。新儒学的对立面不是公民权利,而是大共同体独尊。新儒学理论必须公民本位化,而不是国家主义化。下面要讲的第五论将对此有更多的分析。

两个存疑:

第一,为什么西方历史没有能够出现像中国的秦那样的大共同体传统呢?

第二,美国自建国以来大的趋势是联邦政府的实力不断增强,以致个人权利受到威胁和抑制,是否是大共同体膨胀的先兆?

2012年04月28日

读秦晖《传统十论》(1)

Filed under: 社会, 历史, 圖書 — L. @ 21:02

非常经典,强烈推荐阅读。

(注:笔记中引文众多,以下不再特别标出。引号的使用大多是沿用作者的格式。)

第一论,即以实证来反驳对传统中国的认识。

包括国外的学者对传统乡村的认识是: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所以有人认为,国家不能有效地整合、动员乡村社会资源,致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停滞状态之中。这样的认识带来的结论是:或者以强调文化特殊论的“宗族自治”来排斥“西方的”法治与公民权观念,或者以强调“国家压倒宗族”的“现代化”性质来论证任何形式的中央集权都是“进步的”“民族国家建构”。

20世纪末发现的长沙走马楼吴简,公布了东汉末年至孙吴初长沙郡一带大量的赋税、户籍类简牍。从聚落的角度看,这些人户呈现出极端的多姓杂居状态,其杂居的程度已经达到显得不自然的程度,令人怀疑是否有人为的“不许族居”政策的结果。而根据民国时期河北定县的史料,农村的姓氏聚集程度要远高于汉晋年间的长沙,宗族活动就已经十分微弱。因此可以推论,在吴简所反映的时代,哪怕最简单的宗族组织都是难以存在的。

另一方面,吴简反映的“国家政权”在县以下的活动与控制却十分突出,已经形成了发达的乡、里、丘组织,和常设职科、层级与对上负责制。注意魏晋时期是历史上公认的宗族最盛的时代。但这种大族的活动恰恰是“县以上”的高层政治现象,而与“县以下”的平民社会几乎无关。只要处在帝国官府的控制下,乡村就仍然是编户齐民的乡村,而不是宗族的乡村。

根据对历代史籍的考据,以姓作为村名,其实是宋代兴起,到明清才大盛的。而国外学者比较容易到达的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的确是在近代宗族较为活跃的地区。所以才会有前述对传统的错误认识。

国权归大族,宗族不下县,县下惟编户,户失则国危,才是真实的传统。

 

2010年05月23日

把酒言欢 言无不尽

Filed under: 社会 — L. @ 11:40

韩寒

我接受过一些采访,外媒和内媒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会问出一样的问题,我给出一样的答案,但是最后见报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相对来说,外媒的问题更加的直接,、有些问题直接到你没有办法回答,因为你如果回答了一次,那估计你以后只能永远接受外媒的提问了。我会诚实的告诉他,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你,不是我不愿,是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而且暂时是无谓的代价。但我又不愿意说假话,所以我选择闭嘴,但你可以保留我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个好问题,你就说,被采访者他不敢说。

请原谅我的懦弱。

说实话,在回答一些内媒问题的时候,我反而会说更多,因为我知道,无论我说多少,就是我和记者本人在聊天,经过了自我审查,最后见报的内容一定是能见报的。面对外媒,我反而会表述更多的希望。刚刚回答了一个加拿大媒体的采访,觉得还挺有意思和代表性,所以摘了几个问题,有一些改动。

问:你怀念谷歌么?为什么?

答:事实上,我一点都不怀念谷歌。谷歌就像一个姑娘,有一天她跑过来说,我要离开你。我说,不要这样亲爱的。让人伤心的是,最后她还是离开了。但是我发现,其实当我想上她的时候,我还是随时能上她。唯一的不同就是以前我上她的时候能从她身上搜出胡萝卜,但是现在,我问她,胡萝卜呢,她就嗖一下不见了。

问:如果你有机会定居海外,比如加拿大,你会不会去,为什么?

答:如果是旅游休息或者比赛办事,相信我会很乐意,但是如果是定居,我不会愿意的。加拿大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生活舒适,生态平衡,人均GDP很高。虽然我的国家总GDP很高,但是人均GDP还是很低,而且我们为此付出了很多代价,我的家乡很多地方污染严重,腐败官僚,有的时候他进一步,有的时候他退两步,但是我始终想留在我的家乡,看着他或者帮助他多进两步,毕竟那里是我的家乡,就像你们再美好,你们也无法翻译和理解我上一个问题的答案一样。

还有一个原因是在我的祖国,我的身边是中国贪官,如果换了一个国家,发现身边还是不少中国贪官,我肯定崩溃了。

问:其他国家包括加拿大,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强大和他在国际上发挥的作用。

答:这个问题我觉得你们应该去问我们的官员和领导,但是我也可以告诉你们,你们只需要参考他们对其他国家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然后改一个国家名字就行了。你可以用所有已有的答案去套所有现有的提问。

问:你如何评价中国的极端敏感?

答:这个过敏,我实在不能评价。我只能说到这儿,司法独立才是真的,但是我们国家,司法是不能独立的,因为司法独立不符合国情,什么是国情,国情就是只管赚钱,靠什么最容易赚钱,靠权力,司法独立会制约权力,你制约了权力,你让那些有权力的人以及其家属怎么赚钱啊,所以,司法独立不符合中国国情。

你希望你的国家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个日本媒体的提问)。

答:不通过房地产或者卖地,不通过低端的加工业,一样有高GDP,而且是人均。好人不翻墙,坏人进监狱,有影响世界的文化,有别国模仿的文艺,一样干净的环境,一样自由的空气,看着被关进笼子的权力,把酒言欢,言无不尽。

2009年11月1日

操持闲暇

Filed under: 社会 — L. @ 23:39

摘自 加藤嘉一 之 重读亚里士多德(下)

原载FT中文网

 

  亚里士多德谈到城邦优良的生活时有这样一个论述:

  “对个人和对集体而言,人生的终极目的都数相同;最优良的个人的目的也就是最优良的政体的目的。所以这是明显的,个人和城邦都应具备操持闲假的品德;我们也反复论证和平为战争的目的,而闲假又正是勤劳(繁忙)的目的(那么这些品性当然特别重要)。操持闲假和培养思想的品德有些就操持于闲假时和闲假之中,另些则操持于繁忙时和繁忙之中”。

  亚里士多德在从“优良”的角度考虑城邦治理时,把“闲假”的实现视为必不可少的因素。据他论述,就精英或当政者无法“闲假”的政体而言,即使这个社会的经济多么发达,军事力量多么强大,其社会本质上是“不优良”的。

  我发现了有趣现象。日本与其他国家社会一样,高薪者一般倾向于非常勤奋工作。这群人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平时要加班,周末得上班。生活特别辛苦,几乎没有娱乐。他们的纳税率最高,“纯收入”就受到相当大的限制。而低薪者群体的生活比高薪者群体轻松很多。收入低,纳税率就很低。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趋于比较完善,即使是低薪者,基本生活是能够被保证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低收入阶层反而享受着“精神富”,因为生活没有太多的压力,不那么勤奋工作,不那么认真反思。一个高中毕业生每天打工10个小时,周末休息,平均月薪能达到20万日元(1万3千人民币)。

  谈到这点,我必须提出一个问题;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到底哪个更加幸福?根据多个统计数字,目前日本四分之一的人是属于所谓“打工族(freeter)”,就是“靠打工过日子”的人。我曾经多次对“打工族”做过访谈,抽取大部分相关人士对自身生活状态的看法,大致如下;

  “你们靠打工过日子没有什么担忧吗?”

  “没有啊,靠打工也能过日子啊,而且没有什么压力,过得很轻松、自由啊”

  “社会地位也好,名誉也好,你一生都这样过日子,没有什么反感吗?”

  “哎哟,你也问这个问题啊。日本这么发达,生活有什么不便啊?国家大事由优秀的官僚来决定就好了。对我来说,只要能轻松、自由过日子就可以了。还追求什么呀?”

  这群人的想法,日本当政者及精英阶层值得思考。日本作为已经基本实现了社会现代化以及经济发展的国家,无论是低层阶级、中层阶级还是高层阶级,满足最起码的物质幸福没问题,能被保证。问题是,高薪者究竟凭什么那么勤奋劳动,凭什么为国家的财政缴纳那么多税金?而低薪者作为社会阶层的一部分,究竟以什么角色参与政治社会以免使得自己彻底“边缘化”?大家密切关注贫富差距的被拉大,当政者为恢复70-80年代的“1亿总中流社会”作出努力的同时,也应该思考让高薪者们尽可能“闲假”,尽可能避免低薪者被边缘化的问题。

  日本人能否享受“优良生活”,关键还是取决于“精神”层面。作为一个迈向“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城市化国家,即古希腊意义上的城邦,又在“物质富”基本实现了的今天,日本的各阶层以什么样的心态,以什么样的角色面对并创造个人生活,参与政治成熟的过程呢?城邦能够维持长期稳定吗?统治政治社会的精英阶层(主要指从事国家公务的“官僚”,他们一天平均工作16个小时以上,许多官僚过去因“过劳”而去世)以什么样的心态,如何在社会关系上索取与付出之间保持相对合理的平衡,即实现“闲假”呢?

  官僚、打工族、以及庞大中产阶层,都是构成日本社会的“公民”,缺哪一阶层,社会治理必然失去秩序和稳定。这是比较肯定的前景。不过,从社会可持续发展角度讲,日本人还是应该从亚里士多德吸取教训,即精英阶层的“闲假”既是不容忽视,也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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