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 Strive for a Brilliant China

2013年12月3日

别再妄自菲薄

Filed under: 教育 — L. @ 21:42

Shanghai-China, Hong Kong-China, Singapore, Japan and Korea are the five highest-performing countries and economies in reading in PISA 2012.

PISA_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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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17日

推荐电影:Detachment

Filed under: 电影, 教育 — L. @ 23:06

一部引发不少思考的电影。讲述一名代课老师到一所可能被关闭的普通中学代课的经历。

借这位老师之口,电影建议我们要用阅读和思考来抵御社会信息,特别是大规模的商业传播的侵袭(台词引文来源于豆瓣): 

To deliberately believe in lies while knowing they’re false. Example of this in your everyday life. I need to be pretty to be happy. I need surgery to be pretty. I need to be thin, famous, fashionable.

This is a marketing holocaust, 24 hours a day, for the rest of our lives. The power that be, a harder work, dumbing us to death. So, to defend ourselves, and fighting against the stimulating of this dumbs into our thought processors, we must learn to read, to stimulate our imagination, to cultivate our own consciousness, our own belief systems. We all need these skills to defend, to preserve our minds.

而承载着授业传道解惑之责的学校,这时却面临着自己的困难和挑战。经费固然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是普遍地来自学生的不在乎和来自家长的不负责任。片中充满了纠结的老师和令人绝望的学生,其中爆发就在所难免:

– What are your plan for after high school ever since you will not go to college?
– I don’t know. Hanging out with my boyfriend, do some modelling shit, be in my friends’ band.
– I have your ten of your scores report, do you know what is says? F, F, F, F.
– F, F, F, F, yah.
–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It means you don’t care.
– You’re brilliant……..can I go now?
– Oh god, you are an shallow disgusting creature.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One, you’re not gonna be in a band or a model missy, because you have no ambition. With no skills, you will gonna be competed with 80% of the U.S. workforce for minimum wages job which means the way you living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until they’re replaced by a computer.
– I don’t care.
– Two, the only talent you ever have is getting man to fuck you. Your life will basically become an car all loaded of pain, you can’t stand it not for one more day, not one more hour! It will get worse, much worse! Every day I came into this office and I listened to you kids to shit all over yourself! It is so easy to be careless. It takes course and courage to take cares. None of you have any of these qualities.

老师们有各自的缺点和局限,但他们至少都在乎学生,在乎教育的效果。而学生的不在乎很多时候反映的是家长对孩子成长的漠视。有很多家长觉得把孩子交到学校就是学校的事了,而如果教育不理想首先上来是怪老师,从来不觉得自己和自己的孩子有问题。骄纵与愚昧是这些青少年的共同特征。

不得不说,很多父母根本就没有想过该如何照顾孩子,就把他们生到这个世界上来,这样的父母是在对全社会犯罪。从这个角度上说,在堕胎这个美国社会非常有争议的课题上,我支持母亲在审慎决断的前提下应该有堕胎的权力——如果母亲本人都不愿意生下这个孩子,她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和愿望把这个孩子负责任地抚养长大吗?

最后是对教育管理制度的一点想法。我国的就近入学制度、定点学校拨款制度、以及美国的以社区为主、校友为主的办校制度,我觉得都有一定的问题。至少有几个方面:

第一,外部性。学校办得好,得益的不是学校和学生,而是拥有临近地产的人;

第二,公平性。谁决定哪个学校有拨款哪个学校没拨款?哪个学校拨得多哪个学校拨得少?全体纳税人提供的教育经费,是否应该用来资助特定的学校?

第三,干涉入学自由。学生和学生家长应有权决定,在哪个地区哪个学校读书(如果进得去的话)。学费、离家远近等等,在不影响教学的情况下,应该让学生和家长自己权衡这些因素的影响;

第四,两极分化。学校质量出现明显差异之后,靠什么机制来提供缩小差距的机会?

基于上面这些问题,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公正的目的性的理论(长笛应分配给演奏长笛最好的人,详见另文《公正》的读书笔记),我的考虑是:

第一,全民性的教育经费按全体适龄学生等量均分,任何学校只按收取学生数获得拨款,再无差别(有的称之为学券制);

第二,各地学生在考试基础上可按成绩在当地学校选择志愿,从最高分开始逐个满足;

第三,各校学费差异,最高的不得高于平均数或中位数x2,以避免因学费导致的学校阶层差异;

第四,在全民教育经费和学费之外,各校可以在本届招生数的十分之一范围之内,收取缴费生;

第五,缴费生的缴纳费用,采取拍卖单位价格制,费用=所需分数x单位价格。所以与所选学校标准相差越多,成本越高;

第六,缴纳费用中的三分之一,由所选学校获得;另外三分之二,由该地所有学校按招生人数均分。

所以,学校办得好,收益将直接通过更好的择校费和学费体现给学校;政府给予每个学生的资助是一样的;学生和家长有选择和权衡的自由;社会有向教育系统提供经费的公平渠道,而且这样的经费也会用来帮助较差的学校充实师资,提高教学水平。

 

2008年09月28日

俞敏洪在北京大学2008年开学典礼上的发言

Filed under: 教育 — L. @ 15:11

英语系80级校友、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俞敏洪
2008年9月21日

  北大原来从未邀请过校友在开学典礼上讲话,2008年开学典礼,北大邀请了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俞敏洪老师讲话,这是俞老师的一种荣幸,更是新东方的一种荣誉。

各位同学、各位领导:

大家上午好!(掌声)

非常高兴许校长给我这么崇高的荣誉,谈一谈我在北大的体会。(掌声)

可以说,北大是改变了我一生的地方,是提升了我自己的地方,使我从一个农村孩子最后走向了世界的地方。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北大,肯定就没有我的今天。北大给我留下了一连串美好的回忆,大概也留下了一连串的痛苦。正是在美好和痛苦中间,在挫折、挣扎和进步中间,最后找到了自我,开始为自己、为家庭、为社会能做一点事情。

学生生活是非常美好的,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我还记得我们班有一个男生,每天都在女生的宿舍楼下拉小提琴,(笑声)希望能够引起女生的注意,结果后来被女生扔了水瓶子。我还记得我自己为了吸引女生的注意,每到寒假和暑假都帮着女生扛包。(笑声、掌声)后来我发现那个女生有男朋友,(笑声)我就问她为什么还要让我扛包,她说为了让男朋友休息一下(笑声、掌声)。我也记得刚进北大的时候我不会讲普通话,全班同学第一次开班会的时候互相介绍,我站起来自我介绍了一番,结果我们的班长站起来跟我说:“俞敏洪你能不能不讲日语?”(笑声)我后来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拿着收音机在北大的树林中模仿广播台的播音,但是到今天普通话还依然讲得不好。

人的进步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在北大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有很多事情特别让人感动。比如说,我们很有幸见过朱光潜教授。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是我们班的同学每天轮流推着轮椅在北大里陪他一起散步。(掌声)每当我推着轮椅的时候,我心中就充满了对朱光潜教授的崇拜,一种神圣感油然而生。所以,我在大学看书最多的领域是美学。因为他写了一本《西方美学史》,是我进大学以后读的第二本书。

为什么是第二本呢?因为第一本是这样来的,我进北大以后走进宿舍,我有个同学已经在宿舍。那个同学躺在床上看一本书,叫做《第三帝国的兴亡》。所以我就问了他一句话,我说:“在大学还要读这种书吗?”他把书从眼睛上拿开,看了我一眼,没理我,继续读他的书。这一眼一直留在我心中。我知道进了北大不仅仅是来学专业的,要读大量大量的书。你才能够有资格把自己叫做北大的学生。(掌声)所以我在北大读的第一本书就是《第三帝国的兴亡》,而且读了三遍。后来我就去找这个同学,我说:“咱们聊聊《第三帝国的兴亡》”,他说:“我已经忘了。”(笑声)

我也记得我的导师李赋宁教授,原来是北大英语系的主任,他给我们上《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时候,每次都把板书写得非常的完整,非常的美丽。永远都是从黑板的左上角写起,等到下课铃响起的时候,刚好写到右下角结束。(掌声)我还记得我的英国文学史的老师罗经国教授,我在北大最后一年由于心情不好,导致考试不及格。我找到罗教授说:“这门课如果我不及格就毕不了业。”,罗教授说:“我可以给你一个及格的分数,但是请你记住了,未来你一定要做出值得我给你分数的事业。”(掌声)所以,北大老师的宽容、学识、奔放、自由,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北大的学生,真正能够得到北大的精神。 当我听说许智宏校长对学生唱《隐形的翅膀》的时候,我打开视频,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我觉得北大的校长就应该是这样的。(掌声)

我记得自己在北大的时候有很多的苦闷。一是普通话不好,第二英语水平一塌糊涂。尽管我高考经过三年的努力考到了北大——因为我落榜了两次,最后一次很意外地考进了北大。我从来没有想过北大是我能够上学的地方,她是我心中一块圣地,觉得永远够不着。但是那一年,第三年考试时我的高考分数超过了北大录取分数线七分,我终于下定决心咬牙切齿填了“北京大学”四个字。我知道一定会有很多人比我分数高,我认为自己是不会被录取的。没想到北大的招生老师非常富有眼光,料到了三十年后我的今天。(掌声)但是实际上我的英语水平很差,在农村既不会听也不会说,只会背语法和单词。我们班分班的时候,五十个同学分成三个班,因为我的英语考试分数不错,就被分到了A班,但是一个月以后,我就被调到了C班。C班叫做“语音语调及听力障碍班”。( 笑声)

我也记得自己进北大以前连《红楼梦》都没有读过,所以看到同学们一本一本书在读,我拼命地追赶。结果我在大学差不多读了八百多本书,用了五年时间(掌声)。但是依然没有赶超上我那些同学。我记得我的班长王强是一个书癖,现在他也在新东方,是新东方教育研究院的院长。他每次买书我就跟着他去,当时北大给我们每个月发二十多块钱生活费,王强有个癖好就是把生活费一分为二,一半用来买书,一半用来买饭菜票。买书的钱绝不动用来买饭票。如果他没有饭菜票了就到处借,借不到就到处偷。(笑声)后来我发现他这个习惯很好,我也把我的生活费一份为二,一半用来买书,一半用来买饭菜票,饭票吃完了我就偷他的。(笑声掌声)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班的同学当时在北大,真是属于读书最多的班之一。而且我们班当时非常地活跃,光诗人就出了好几个。后来挺有名的一个诗人叫西川,真名叫刘军,就是我们班的。(掌声)我还记得我们班开风气之先,当时是北大的优秀集体,但是有一个晚上大家玩得高兴了,结果跳起了贴面舞,第二个礼拜被教育部通报批评了。那个时候跳舞是必须跳得很正规的,男女生稍微靠近一点就认为违反风纪。所以你们现在比我们当初要更加幸福一点。不光可以跳舞,而且可以手拉手地在校园里面走,我们如果当时男女生手拉手在校园里面走,一定会被扔到未名湖里,所以一般都是晚上十二点以后再在校园里面走。(笑声掌声)

我也记得我们班五十个同学,刚好是二十五个男生二十五个女生,我听到这个比例以后当时就非常的兴奋(笑声),我觉得大家就应该是一个配一个。没想到女生们都看上了那些外表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男生。像我这样外表不怎么样,内心充满丰富感情、未来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女生一般都看不上。(笑声掌声)

我记得我奋斗了整整两年希望能在成绩上赶上我的同学,但是就像刚才吕植老师说的,你尽管在中学高考可能考得很好,是第一名,但是北大精英人才太多了,你的前后左右可能都是智商极高的同学,也是各个省的状元或者说第二名。所以,在北大追赶同学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尽管我每天几乎都要比别的同学多学一两个小时,但是到了大学二年级结束的时候我的成绩依然排在班内最后几名。非常勤奋又非常郁闷,也没有女生来爱我安慰我。(笑声)这导致的结果是,我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得了一场重病,这个病叫做传染性侵润肺结核。当时我就晕了,因为当时我正在读《红楼梦》,正好读到林黛玉因为肺结核吐血而亡的那一章,(笑声)我还以为我的生命从此结束,后来北大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现在这种病能够治好,但是需要在医院里住一年。我在医院里住了一年,苦闷了一年,读了很多书,也写了六百多首诗歌,可惜一首诗歌都没有出版过。从此以后我就跟写诗结上了缘,但是我这个人有丰富的情感,但是没有优美的文笔,所以终于没有成为诗人。后来我感到非常的庆幸,因为我发现真正成为诗人的人后来都出事了。我们跟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诗人海子在一起写过诗。后来他写过一首优美的诗歌,叫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们每一个同学大概都能背。后来当我听说他卧轨自杀的时候,嚎啕大哭了整整一天。从此以后,我放下笔,再也不写诗了。(掌声)

记得我在北大的时候,到大学四年级毕业时,我的成绩依然排在全班最后几名。但是,当时我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心态。我知道我在聪明上比不过我的同学,但是我有一种能力,就是持续不断的努力。所以在我们班的毕业典礼上我说了这么一段话,到现在我的同学还能记得,我说:“大家都获得了优异的成绩,我是我们班的落后同学。但是我想让同学们放心,我决不放弃。你们五年干成的事情我干十年,你们十年干成的我干二十年,你们二十年干成的我干四十年”。( 掌声)我对他们说:“如果实在不行,我会保持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到八十岁以后把你们送走了我再走。”(笑声掌声)

有一个故事说,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一是雄鹰,靠自己的天赋和翅膀飞了上去。我们这儿有很多雄鹰式的人物,很多同学学习不需要太努力就能达到高峰。很多同学后来可能很轻松地就能在北大毕业以后进入哈佛、耶鲁、牛津、剑桥这样的名牌大学继续深造。有很多同学身上充满了天赋,不需要学习就有这样的才能,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我的班长王强,他的模仿能力就是超群的,到任何一个地方,听任何一句话,听一遍模仿出来的绝对不会两样。所以他在北大广播站当播音员当了整整四年。我每天听着他的声音,心头咬牙切齿充满仇恨。(笑声)所以,有天赋的人就像雄鹰。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有另外一种动物,也到了金字塔的顶端。那就是蜗牛。蜗牛肯定只能是爬上去。从低下爬到上面可能要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两年。在金字塔顶端,人们确实找到了蜗牛的痕迹。我相信蜗牛绝对不会一帆风顺地爬上去,一定会掉下来、再爬、掉下来、再爬。但是,同学们所要知道的是,蜗牛只要爬到金字塔顶端,它眼中所看到的世界,它收获的成就,跟雄鹰是一模一样的。(掌声)所以,也许我们在座的同学有的是雄鹰,有的是蜗牛。我在北大的时候,包括到今天为止,我一直认为我是一只蜗牛。但是我一直在爬,也许还没有爬到金字塔的顶端。但是只要你在爬,就足以给自己留下令生命感动的日子。(掌声)

我常常跟同学们说,如果我们的生命不为自己留下一些让自己热泪盈眶的日子,你的生命就是白过的。我们很多同学凭着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北大,但是北大绝不是你们学习的终点,而是你们生命的起点。在一岁到十八岁的岁月中间,你听老师的话、听父母的话,现在你真正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我们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些让自己感动的日子,你才能够感动别人。我们这儿有富裕家庭来的,也有贫困家庭来的,我们生命的起点由不得你选择出生在富裕家庭还是贫困家庭,如果你生在贫困家庭,你不能说老爸给我收回去,我不想在这里待着。但是我们生命的终点是由我们自己选择的。我们所有在座的同学过去都走得很好,已经在十八岁的年龄走到了很多中国孩子的前面去,因为北大是中国的骄傲,也可以说是世界的骄傲。但是,到北大并不意味着你从此大功告成,并不意味着你未来的路也能走好,后面的五十年、六十年,甚至一百年你该怎么走,成为了每一个同学都要思考的问题。就本人而言,我觉得只要有两样东西在心中,我们就能成就自己的人生。

第一样叫做理想。我从小就有一种感觉,希望穿越地平线走向远方,我把它叫做“穿越地平线的渴望”。也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渴望,使我有勇气不断地高考。当然,我生命中也有榜样。比如我有一个邻居,非常的有名,是我终生的榜样,他的名字叫徐霞客。当然,是五百年前的邻居。但是他确实是我的邻居,江苏江阴的,我也是江苏江阴的。因为崇拜徐霞客,直接导致我在高考的时候地理成绩考了九十七分。(掌声)也是徐霞客给我带来了穿越地平线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也下定决心,如果徐霞客走遍了中国,我就要走遍世界。而我现在正在实现自己这一梦想。所以,只要你心中有理想,有志向,同学们,你终将走向成功。你所要做到的就是在这个过程要有艰苦奋斗、忍受挫折和失败的能力,要不断地把自己的心胸扩大,才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

第二样东西叫良心。什么叫良心呢?就是要做好事,要做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别人的事情,要有和别人分享的姿态,要有愿意为别人服务的精神。有良心的人会从你具体的生活中间做的事情体现出来,而且你所做的事情一定对你未来的生命产生影响。我来讲两个小故事,讲完我就结束我的讲话,已经占用了很长的时间。

第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企业家和我讲起他大学时候的一个故事,他们班有一个同学,家庭比较富有,每个礼拜都会带六个苹果到学校来。宿舍里的同学以为是一人一个,结果他是自己一天吃一个。尽管苹果是他的,不给你也不能抢,但是从此同学留下一个印象,就是这个孩子太自私。后来这个企业家做成功了事情,而那个吃苹果的同学还没有取得成功,就希望加入到这个企业家的队伍里来。但后来大家一商量,说不能让他加盟,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大学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体现过分享精神。所以,对同学们来说在大学时代的第一个要点,你得跟同学们分享你所拥有的东西,感情、思想、财富,哪怕是一个苹果也可以分成六瓣大家一起吃。(掌声)因为你要知道,这样做你将来能得到更多,你的付出永远不会是白白付出的。

我再来讲一下我自己的故事。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我一直比较具备为同学服务的精神。我这个人成绩一直不怎么样,但我从小就热爱劳动,我希望通过勤奋的劳动来引起老师和同学的的注意,所以我从小学一年级就一直打扫教室卫生。到了北大以后我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每天为宿舍打扫卫生,这一打扫就打扫了四年。所以我们宿舍从来没排过卫生值日表。另外,我每天都拎着宿舍的水壶去给同学打水,把它当作一种体育锻炼。大家看我打水习惯了,最后还产生这样一种情况,有的时候我忘了打水,同学就说“俞敏洪怎么还不去打水”。(笑声)。但是我并不觉得打水是一件多么吃亏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是一起同学,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同学们一定认为我这件事情白做了。又过了十年,到了九五年年底的时候新东方做到了一定规模,我希望找合作者,结果就跑到了美国和加拿大去寻找我的那些同学,他们在大学的时候都是我生命的榜样,包括刚才讲到的王强老师等。我为了诱惑他们回来还带了一大把美元,每天在美国非常大方地花钱,想让他们知道在中国也能赚钱。我想大概这样就能让他们回来。后来他们回来了,但是给了我一个十分意外的理由。他们说:“俞敏洪,我们回去是冲着你过去为我们打了四年水。”(掌声)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有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你有饭吃肯定不会给我们粥喝,所以让我们一起回中国,共同干新东方吧。”才有了新东方的今天。(掌声)

人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但是有的人一生过得很伟大,有的人一生过得很琐碎。如果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们一定能把很多琐碎的日子堆砌起来,变成一个伟大的生命。但是如果你每天庸庸碌碌,没有理想,从此停止进步,那未来你一辈子的日子堆积起来将永远是一堆琐碎。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同学能把自己每天平凡的日子堆砌成伟大的人生。(掌声)

最后,我代表全体老校友向在座的三千多位新生表一个心意,我代表全体老校友和新东方把两百万人民币捐给许校长,为在座同学们的学习、活动和成长提供一点帮助。(掌声)

2008年05月25日

英雄

Filed under: 教育 — L. @ 01:30

一个灾区农村中学校长的避险意识

新华网

新华社记者朱玉、万一、刘红灿     

    他矮,胖胖的。

    他所在的中学,是四川安县桑枣中学,是一所初级中学,在绵阳周边非常有名。学校因教学质量高,连续13年都是全县中考第一名,周围家长都拼命把孩子往里送。学生最多的班,有80多名学生,最前排的学生几乎坐在老师下巴前。

    地震来临时,他正在绵阳办事。大地震动,他站不稳,只好与学校的总务长互相抱着。

    手机打不通,电话断了,第一波震荡过去后,他立即驱车往地处重灾区的学校赶。

    车开得飞快,路上他一句话也不说。

    他惦记着学校那栋没有通过验收的实验教学楼,心里最怕的是那栋楼出事。

    上世纪80年代中,那栋楼建设时,学校没有找正规的建筑公司,断断续续地盖了两年多。到后来,没有人敢为这栋楼验收。

    新的实验教学楼盖好了,老师和学生谁也不愿意搬进去,哪个都知道没有人敢验收的楼,建筑质量是什么样的成色。

    当时,他还是普通教师,是学校为数不多的党员之一,别人不敢搬,他只好带头搬。

    搬进新楼时,新楼的楼梯栏杆都是摇摇晃晃的。灯泡各式各样,参差不齐,教室本应雪白的墙上,只有底灰,什么都没有。

    后来,他当领导了,下决心一定要修这栋楼。

    1997年,他把与这栋新楼相连的一栋厕所楼拆除了。因为他发现,厕所楼的建筑质量很差,污水锈蚀了钢筋。他怕建筑质量不高的厕所楼牵连同样质量可疑的新楼,要求施工队重新在一楼的安全处搭建了厕所,这样,虽然高层教室上课的同学上厕所不太方便,但是,孩子们安全。

    1998年,他发现新楼的楼板缝中填的不是水泥,而是水泥纸袋。他生气,找正规建筑公司,重新在板缝中老老实实地灌注了混凝土。

    1999年,他又花钱,将已经不太新的楼原来华而不实、却又很沉重的砖栏杆拆掉,换上轻巧美观结实的钢管栏杆。接着,他又对这栋楼动了大手术,将整栋楼的22根承重柱子,按正规的要求,从37厘米直径的三七柱,重新灌水泥,加粗为50厘米以上的五零柱,他动手测量,每根柱子直径加粗了15厘米。

    这栋实验教学楼,建筑时才花了17万元,光加固就花了40多万元。

    学校没有钱,他一点点向教育局要,领导支持,他修楼的钱就这样左一个5万元、右一个5万元的化缘而来。

    教学楼时刻要用,他就与施工单位协调,利用寒暑假和周末,蚂蚁啃骨头般,一点点将这栋有16个教室的楼修好。

    对新建的楼,他的要求更是严。楼外立面贴的大理石面,只贴一下不行,他不放心,怕掉下来砸到学生,他让施工者每块大理石板都打四个孔,然后用四个金属钉挂在外墙上,再粘好。建筑外檐装修的术语讲,这叫“干挂”。

    因此,即使是如前些天的大地震,教学楼的大理石面,没有一块掉下来。

    他知道,教学楼不建结实,早晚会出事,出了事,没法向娃娃家长交代。

    不是没有见过出事的学校,有的学校墙没弄结实倒塌砸到学生,有的学校组织不好,造成学生踩踏事故。

    他不能让这样的危险降临在自己学生的身上。于是,他从2005年开始,每学期要在全校组织一次紧急疏散的演习。

    会事先告知学生,本周有演习,但娃娃们具体不知道是哪一天。等到特定的一天,课间操或者学生休息时,学校会突然用高音喇叭喊:全校紧急疏散!

    每个班的疏散路线都是固定的,学校早已规划好。两个班疏散时合用一个楼梯,每班必须排成单行。每个班级疏散到操场上的位置也是固定的,每次各班级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不会错。

    教室里面一般是9列8行,前4行从前门撤离,后4行从后门撤离,每列走哪条通道,娃娃们早已被事先教育好。孩子们事先还被告知的有,在2楼、3楼教室里的学生要跑得快些,以免堵塞逃生通道;在4楼、5楼的学生要跑得慢些,否则会在楼道中造成人流积压。

    学校紧急疏散时,他让人记时,不比速度,只讲评各班级存在的问题。

    刚搞紧急疏散时,学生当是娱乐,半大孩子除了觉得好玩外,还认为多此一举,有反对意见,但他坚持。

    后来,学生老师都习惯了,每次疏散都井然有序。

    他对老师的站位都有要求。老师不是上完课甩手就走,而是在适当的时候要站在适当的位置,他认为适当的时候是:下课后、课间操、午饭晚饭,放晚自习和紧急疏散时——都是教学楼中人流量最大的时候;他认为适当的位置是:各层的楼梯拐弯处。

    老师之所以被要求站在那里的原因是,拐弯处最容易摔,孩子如果在这里摔了,老师毕竟是成人,力气大些,可以一把把孩子从人流中抓住提起来,不至于让别人踩到娃娃。

    每周二都是学校规定的安全教育时间,让老师专门讲交通安全和饮食卫生等。他管得严,集体开会时,他不允许学生拖着自己的椅子走,要求大家必须平端椅子——因为拖着的椅子会绊倒人,后面的学生看不到前面倒的人,还会往前涌,所有的踩踏都是这样出现的。

    那天地震,他不在。学生们正是按着平时学校要求、他们也练熟了的方式疏散的。地震波一来,老师喊:所有人趴在桌子下!学生们立即趴下去。

    老师们把教室的前后门都打开了,怕地震扭曲了房门。

    震波一过,学生们立即冲出了教室,老师站在楼梯上,喊:“快一点,慢一点!”

    老师们说,喊出的话自己事后想想,都觉得矛盾和可笑。但当时的心情,既怕学生跑得太慢,再遇到地震,又怕学生跑得太快,摔倒了——关键时候的摔倒,可不是玩的。

    那天,连怀孕的老师都按照平时的学校要求行事。地震强烈得使挺着大肚子的女老师站不住,抓紧黑板跪在讲台上,但也没有先于学生逃走。唯一不合学校要求的是,几个男生护送着怀孕的老师同时下了楼。

    由于平时的多次演习,地震发生后,全校师生,2200多名学生,上百名老师,从不同的教学楼和不同的教室中,全部冲到操场,以班级为组织站好,用时1分36秒。

    学校所在的安县紧临着地震最为惨烈的北川,学校外的房子百分之百受损,90多位教师的房子都垮塌了,其中70多位老师,家里砸得什么都没有了。

    他从绵阳疯了似地冲回来,冲进学校,看到的是这样的情景:8栋教学楼部分坍塌,全部成为危楼。他的学生,11岁到15岁的娃娃们,都挨得紧紧地站在操场上,老师们站在最外圈,四周是教学楼。

    他最为担心的那栋他主持修理了多年的实验教学楼,没有塌,那座楼上的教室里,地震时坐着700多名学生和他们的老师。

    老师们迎着他报告:学生没事,老师们都没事。

    他后来说,那时,他浑身都软了。55岁的他,哭了。

    通信恢复后,老师们接到家长的电话,会扯着大声骄傲地告诉家长:我们学校,学生无一伤亡,老师无一伤亡——说话时眼中噙着泪。

    他的老师们收入都不高,教师平均月收入1126.78元。学校的墙上写着:“责任高于一切,成就源于付出。”

    那时,在大震时分布四处的学生家长们的伤亡数尚在统计中,学校墙外的镇子上,也是房倒屋塌,求救声一片。但是一个镇里的农村初中,却在大震之后,把孩子们带到了家长面前,告诉家长,娃娃连汗毛也没有伤一根。

    他叫叶志平,是安县桑枣中学校长,四川省优秀校长。

2008年05月22日

盖楼就要盖这样的楼

Filed under: 教育 — L. @ 00:28

节选自 李承鹏 Blog

如果那天邓家小学像北川一中那样在几秒钟内就被震垮,后来的成为传说的长途翻越也就不存在,那天一个学生都没有死,甚至没有什么重伤,我了解到,那座十年来正式名字叫“刘汉希望小学”的教学楼不仅楼没有垮,奇迹是,连教学楼正面那块长十几米、高三层楼的玻璃幕墙一小块都没有碎,与在这场大地震学校教学楼动辄压死几百名学生相比,这是一个奇迹,我很好奇,这是谁修的房子?

于是我知道一个叫“汉龙集团”的公司,它是在十年前出资捐赠邓家小学的企业,老板叫“刘汉”,总经理叫“孙晓东”,经办监理学校修建工程的人是当时的集团办公室主任,学校里很多人在谈及这场幸运的逃生时,都在感谢这位监工的“办公室主任”,昨晚我找到这位办公室主任,他讲了一些故事,但坚决不让我透露他的姓名,也不要表扬他,因为他不想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因此下面我只能用X先生来代指为什么“刘汉希望小学”在这次大地震中成为唯一没有压死学生的学校?或者说奇迹最开始的一步是什么,我得知以下内情:

一、十年前,刘汉和孙晓东对下属X先生说,“亏什么不能亏教育,这次你一定要把好质量关,要是楼修不好出事了,你就从公司里走人吧”。

二、十年前一天,监理工程的X发现施工公司的水泥有问题,含泥土太多,因为X曾经是生产水泥的一家公司的副老总,经他手灌注的水泥至少有五十万吨,是绝对的行家,所以他要求施工公司老总必须把沙子里的泥冲干净,也不能用扁平的石子,从建筑专业而言,扁平石子混在水泥灌注过程中是灾难,水泥结实度大打折扣,他对施工队大发雷霆,愣让他们把沙子里的泥冲干净,把扁平石头全部拣走。

三、一次会议中,他在追问工期拖延时,发现施工公司负责人眼神不对,才得知原来是有关方面的款项没有及时到位。按捐赠原则,企业捐款必须先到当地有关部门,再由有关部门把企业的钱下发到具体施工公司中去,但施工公司并没有从有关部门及时拿到钱(具体人们想必都能猜到,这可是中国式惯例),于是X先生又发火了,穷追不舍,终于让款项到位。

四、在奠基仪式上,由于某个原因工期又得拖延,X又发火了,他找到有关部门,据理力争,9月19日,学校终于平出一块崭新漂亮的操场,他说看到那块操场铺平后很开心,而那块操场,就是十年后483名学生逃生的地方。

那段时间人们总能听到X在吵架,在发火,在追款项,当我对他核对这个事实时,他要求我一定要在“吵架”上加上引号,否则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说,你晓得的,我不能说得太多。

我想我已没必要说得太多,一个深知捐赠中国希望小学潜规则的人士说,虽然学生们全部逃生是个奇迹,但汉龙集团的X先生能够通过“吵架”把钱“吵”到正规用途上更是个奇迹,在往常,吵架根本没用,钱还是不能够及时到位……(为什么这次学校倒塌这么多,这里恕我暂时不能直言,但稍有常识的人想必也知道)

由于X先生反复叮嘱我不能写他的名字,所以我们在邓家“汉龙希望小学全部成功逃生”的故事后,就只能记住以下名字:刘汉、孙晓东、肖晓川、史少先、陈世荣,罗中会,母贤莹,沈长树,赵义辉,母广兰,吴明艳。

刚才,X先生给我发来一则短信,未经他同意,我就刊发在我博上,目的是让有的人有的部门看看,也提醒以后有人想修希望小学的人看看:

打扰您了,可以负责的告诉你,领导安排下在绵阳五所希望小学建设均由我亲手经办,而此次大地震未能撼动一幢,五所学校巍然屹立!师生未损毫发!请你来绵阳做客!

这次邓家刘汉小学无一人死亡成为一个奇迹,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所谓奇迹——就是你修房子时能在十年前,想到十年后的事情。

2008年01月13日

“师”文扫地何时休?

Filed under: 教育 — L. @ 18:21

萧瀚
追遠堂

惊闻杨帆门事件,感想简单,但如鲠在喉,不得不发。

2008年1月4日晚,中国政法大学的杨帆教授在授课过程中,因不少学生交完作业后走掉而怒斥学生。据上此课的学生们在沧海云帆的BBS上说,因担心不及格的逃课学生在课堂内学生短信通知下,意欲回到教室,但教室已被教授关闭不许进出。后来,门外一学生怒而踢门,教授大怒,开门痛骂,据说语涉“混蛋”、“畜生”、“王八蛋”、“老鼠”等。

(下面事实均有视频为据)再次关门后,教授特地让两位男生守门。教授继续训话过程中,不久,一女生站起来要走,教授说:“我还没讲完呢,我还没上完,你干吗呢?”女生答道:“你不觉得你讲这些很无聊吗?”教授怒曰:“你才无聊呢!你叫什么名字?”女生答曰:“我不是上这课的。”教授骂道:“你滚,滚出去!”女生说:“我好好地走出去,干吗要滚啊!”教授怒吼:“你滚出去!”教授:“她叫什么名字,揭发一个,给我揭发一个。”课堂学生没反应,教授迅速放下水杯,边说:“抓一下。”边出门去抓女生,发生肢体冲突,教授说女生踢他两脚,连踢带骂,后来教授将该女生锁在休息室里,喊来校110,110将女生带走。(更详细的事实请见:汉风和雨《“杨帆事件”之实相——回应北京青年报误导舆论的报道》http://bbs.canghai.org/thread-142451-1-1.html,这是关于此事件迄今最详细客观的综合记录,显示了汉风和雨君的理性和中正,令我钦佩。)

此事在法大沧海云帆网曝光以后,引发轩然大波,绝大部分同学对教授不以为然,也有不少同学谴责女生不尊师。

从我看到的诸多材料,尤其是视频,我觉得从这事的前因后果看,是教授的表现引发了那位女生对他的不满,而教授连用三个“滚”字,这样缺教养的语言不但侮辱人格,并且辱及师道。

这位女生有没有错?

没有,一点错都没有!

课堂是教师与学生一起求知和提高人格的地方,如果出现背离此目标的情形,任何人都有权提出异议。学生固然要尊师,但师的言行必须要配得上这尊重。如果一个教师对学生动辄大发雷霆、漫无边际地训斥——用手指着台下斥骂,教师自己首先解除了尊重学生的基本义务,与课堂的基本目标背道而驰,那么学生对教师的尊重义务也随之解除。以脚投票的抗议已经是最有教养的做法,没什么不妥。至于教授说自己没讲完,意欲学生听完,学生以“无聊”讥之,有何不可?与大发雷霆训斥无辜者相比,这话还能算重吗?

在随后的事情进展中,如果教授的说法属实,那位女生确实踢了他,那么前提依然是教授是否首先动手抓她?如果教授动手抓人,女生踢他只是本能的反抗,连正当防卫都到不了。

至此,在这件事上,教授之言行举止可谓斯文扫地——当然更是“师”文扫地,师道无存,何以要求学生单方面尊师?

教授——这个已经失去了很多尊严的称呼,还有多少尊严可以继续丧失?据沧海云帆BBS上大量帖子反映,杨教授曾经在课堂推销自己的著作和光盘,并且声称买不买书会与成绩学分挂钩,还说卖书是为了减轻儿子留学国外的负担(一个知名“经济学家”难道真的会有这样的逻辑?);另外,这些帖子还说到杨教授曾有三周的课未通知就不来上(另有相反的说法,说在学校网站有通知),还说杨教授上课经常迟到,1月4日事发当晚的课就迟到了15分钟以上。这些情况是否属实,我想校方有必要调查清楚,给全校师生一个起码的交代。

当众用粗口骂学生、利用职务权力绑架式推销自己的著作(如果属实!从各方提供的情况看,我看大约错不了!)、与学生当众扭扯侵犯其身体自由,与这样的教授同在一个学校,这事实本身就很让我尴尬。我希望并相信校方会有足够的理性和智慧处理此事,至少对于来自学生客观理性的呼声不会漠然视之,也会爱护和保护一个具有自由风骨的学生。

我希望杨帆教授反躬自省,性格不能成为借口,学生逃课也不能是乱发火的理由,如果大学都不能逃课,那还算大学吗?如果一个教师的课没人听,以不及格相威胁,强行要求学生听课,作为教师,这有尊严吗?大学生都是成年人,有法律承认的基本自由,教师对学生没有监护权,只有建议权。学生听课是为了学习他们认为有用的知识和技能以及人格薰陶,而不是对教师无条件地俯首称臣、亦步亦趋、唯唯诺诺。大学是培养自由人的地方,不是培养奴才和奴隶的地方。在完成学业的基础上,每个学生都有安排自己时间的自由,只要他们没有妨碍别人。我的课堂上有时也会有人中途退席,试问妨碍过谁?教师不是讨喝彩的天桥把式,教室也不是监狱,就连教堂里听布道的人都可以自由进出,教室为什么就不可以?既然讲座可以随时退席,教室为什么不可以?

教师没有权力,只有职责,就是给学生以爱护、启发和帮助的职责。如果学生不认为教师所讲所思对他们有用,教师就有义务尊重他们的选择,阅历不同、学识不同,世界观各异,教师有什么资格强行要求学生接受自己的想法?哪怕教师觉得自己金口玉言,学生没听到会成为终生遗憾,那也得以劝说的方式引导,而不是动不动就发火、骂人,不然什么叫做教育,什么叫做教师?

教师、医生、法官,以及神职人员、慈善职业,在任何一个社会都属于具有一定圣职含义的职业身份,这些职业对任职者的品质要求远高于常人。

古往今来,无数事实表明,教师的人格远远重要于他们的学识。教师那么好当吗?一个真正成功的教师是需要后光的,除了谋生之外,教师是在履行一份天职,一份心中的召唤!教师站在讲台上,要对得起这份职业要求的内在尊严。身为教师就要有为师者之风,要以一颗真心、爱心、善美之心、宽容之心、正义之心,去尊重、爱护、鼓励自己的学生,感召自己的学生,唯有在一种尊重、爱护和鼓励的情感感召下,教师的学识(如果不是一点都没有的话)才会激发学生内在的求知欲。如果一个教师做不到这一切,至少要守住最基本的底线,不能谩骂侮辱学生。然而,杨教授不但对学生伤尊辱智,粗口骂人,甚至动手抓人,与学生发生最辱学道尊严的肢体冲突。师道荡然无存,荡然无存!

目前,杨帆教授在事发后为顾全面子,不但不知反省,还逼迫学生道歉,这样的做法是错上加错,师道已成负数,应当立刻停止。

我期望杨帆教授真心诚意地向他伤害过的同学们道歉,尤其是向那位抗议他的女生道歉,向学校道歉,也向因此而连带受辱的同事们道歉,以挽救其最起码的职业尊严,挽救法大因此遭到的校德之辱。

如果这些最基本的都做不到,我认为杨帆教授不适合教师职业。如果继续当博导、教授、学科带头人,就凭这样的教师人格,他能带出什么样的学生?法大的校德只能每况愈下,而我更担心的是他对更多学生的不良影响,以及可能因此造成学生与校方留下无谓的情绪芥蒂,希望这不会是此次事件的结果。

师道尊严首先要教师去维护,如果教授不但为师不尊,还变本加厉地破坏,却要学生去维护,这样的脸哪个学校丢得起?

“师”文扫地应当停止,也早该停止。

                                          2008年1月7日於追遠堂

附笔:

从1月5日听说此事,我心里一直很难受。我热爱法大,四年来我和同学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是我难受的原因。校方对我闲云野鹤的性格一直予以宽容和爱护,这是连北大、清华都做不到的,在这一点上,法大具有真正的大学精神,我很感激。

正因为此,我在感激这个学校尊重我自由治学的同时,我上的课(学养有限,不敢说有多好),至少从未给学校丢过脸。不过也因此,无论在学术还是校德上,我对法大都有更深切的期待。我相信学校会妥善处理此事,希望同学们和我一样相信会有这样的结果。并且继续持守冷静的正义与中正的激情,杜绝任何谩骂杨帆教授的言行,而代之以摆事实,讲道理。这就是“遵守规则,直到受伤”(盛洪先生语)。同学们已经赢得了我的尊重和敬意,相信你们会做得更好。我本想静等学校最后的决定,如果不是看到我的朋友浦志强律师的文章,我不会发这篇文章,因为我和杨帆教授毕竟同在法大工作,上有校方,说话投鼠忌器。但是,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般田地,为受委屈的学生计,为提醒杨帆教授计,为法大声誉计,我只能说话。

2006年06月25日

[转载] 姚国华:百年中国的思想脑震荡

Filed under: 教育 — L. @ 00:59

姚国华:百年中国的思想脑震荡

转自网易
 

  时间:2004年4月4日晚7点至9点半

  地点:北京大学三教105室

  举办单位:北京大学湖湘文化研究会

  主讲人:姚国华

  各位同学,晚上好!

  非常感谢湖湘文化研究会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我已经是第四次站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了。这次的宣传效果是最好的,刚开始时,人非常少,值得庆幸的是,后来,人慢慢多了起来。这次,我会在北京不同的高校做一次巡回系列演讲,今天在北大的题目是“百年中国的脑震荡”,话题可能稍微沉重一些,思想性较为深入,但它涉及到我整个思想脉络中的一些关键问题。

  话说得情绪化一些,我认为,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的整个思想界,包括那些思想大师们的思考,包括今天学者们的主流思维,都可能存在一个大的思维陷阱。我把这种思维叫做“脑震荡思维”。我将从三个概念入手阐释这种思维的特征。在拙著《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中,我提到了,在当代中国人使用的那些最基本的观念之中,都包含着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思想陷阱。这种陷阱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人在现代化道路上的迈进。可能有些概念是最为基本的,是绝大多数人不会怀疑的,它们却恰恰是陷阱。我认为,今天中国的所有问题,都与这些概念上的陷阱有关系。

  我今天只讲三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封建”。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关于中国历史的描述,如果离开封建一词,可能无法述说了。(笑声)我们把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国定位为传统的封建社会。但是,封建一词,说白了,是一个简单的常识性错误。直到前几年,我国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李慎之先生,才把这个错误揭露了出来: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使用封建一词时,在99.9%的情况下是错误的。这样一个关键词,究竟错在哪里呢?很简单。封建,在汉语之中,甚至在西方用语中,它都是指“封土地、建诸侯”。秦始皇废除井田制,建立中央集权制度,这个行动就是废除封建制度。也就是说,早在两千多年前,封建制度就灭亡了。但是,我们的教科书,那个我们背不好就考不上高中更不用说考大学的教科书,(笑声)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秦始皇建立了封建制。

  而事实的真相是:秦始皇就消灭了中国的封建制度。这是个历史的简单常识,但是几十年以来,99.9%的中国人在使用封建一词时,从来没有意识到用错了。而且,这不止是一个用词错误的问题,如果是这样,那好办,我们约定俗成,这个词语有了新的含义,用另外的词语代替它的旧含义。问题是,这样一个关键词的用错,背后是思维方式的错误。而一旦陷入这种错误中,我们的思路就没有办法翻身。

  这种错误是哪里来的呢?其实,中央集权制度和封建制度本来是一个对立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从秦始皇时代以后,中国的社会状况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层面看,都不是封建主义,而更加接近西方的资本主义。如果说,把中国两千多年的制度与西方制度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与其说像西方的封建社会,不如说像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大家想想,在中国,地主的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地主可以雇工,有钱人可以开钱庄等等,这些都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极其接近。而事实上,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从明清开始萌芽,恰恰相反,从秦始皇甚至更早,中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就萌芽了,而中国的工商业也一直非常发达。

  为什么要说两千多年来,我国处于封建社会呢?错误来自于一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中国人被西方人打败了,而我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打败的,我们被打晕了。刚开始,我们是被西方的枪炮打败的,后来,我们被西方的整个体系打败了,中国的文明找不到坐标,看不清方向。十九世纪末,中国的整个文明体系崩溃了,于是开始重新寻找方位的历程。这就好比,一个人被强大的东西撞成了脑震荡,自己不知道方向了,没有时间了,没有空间了,传统的文明体系和坐标系全部垮掉了。这时,中国发现,只能跟着眼前那个还在活动着的强大力量行走,这种状态就是脑震荡。我们看过电影,战争中,有人被炮声震慑后,失去记忆,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这时,怎么办呢?他还有平面的感觉能力,要让他获得思想的坐标,只能让他模仿眼前正常人的活动。这就是脑震荡。

  一百多年前,中国人被西方人全面打败之后,开始相信,整个世界有着一元进化的方向,有着单一进步的套路。西方人在这条路上,走得比中国人快,走到了前进的这种发展程度。而全人类的文明都会沿着这种上升的趋势前进,只不过不同的民族,处于文明上升链条上的不同点上。中国人在这里,西方人在中国人前面,而比我们更落后的柬埔寨人在中国人的后面,而中国的少数民族鄂伦春在更后面。(笑声)也就是说,不同的民族沿着同一个方向,只不过在方向的不同点上,在往前发展。

  我们知道,二十世纪初期,有一种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力非常之大。胡适之的名字就体现了当时思潮的倾向。适之这个名字,是胡适根据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理念取的。当时,进化论在中国的影响太大了。中国人被打晕了,要找到自身挨打的原因,避免再次挨打,怎么办呢?有一种解释告诉我们,中国人挨打是因为中国落后,要不挨打,怎么办呢?赶快沿着那条道路前进,赶上西方。这种想法,一下子让中国人看到了希望,中国人想往前追。这时,中国人就给自己找到了一种定位,但是,这种定位建立在历史一元化发展的逻辑之上,它相信,每一个民族都会沿着同一个方向进化。这种进化论思想,依据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从那以后,我们就有了这些观念:历史是进步的,时代是前进的,社会是发展的,而且向上的趋势是唯一的方向。

  这种观念,实际上就把西方人走过的道路,看作全人类必然会经历的道路,西方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我们的今天是什么呢?按照这种逻辑,我们的今天当然就是西方人的昨天。西方人的昨天是封建社会,自然而然,两千多年来,中国不发展,就是因为我们处在封建社会。我们说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这不是从经验出发,不是从事实出发,不是从中国的境况出发,而是从一种简单的逻辑出发:西方人的昨天是我们的今天,昨天西方人处于封建社会,那么,我们两千年来也是处于封建社会。人在脑震荡的状况下,完全丧失了记忆,丧失了时空观,丧失了自我坐标,于是,封建,这样一个毫无道理的观念,支配了中国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

  这种逻辑的背后,又强化了我们相信的那个原因:人类历史沿着同一方向往前发展。当然,今天,稍微有点生物学知识的人都知道,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对达尔文的一种误解。达尔文主义根本不认同生命的进化有一个统一的方向。生物学科学告诉我们,人类进化呈现出一种树状的发展逻辑,根本不存在说:人是最高级的,类人猿低一级,猩猩再低一级,接下来是猴子,一般的哺乳动物再低一级,依次往前,是爬行动物,小虫子。按照这种逻辑,就会产生出一种可怕的推理:我们今天是人,昨天是类人猿,昨天的昨天是猩猩;猩猩不服气,它说自己今天是猩猩,明天可以进化成猿,后天就变成人了;猴子也不甘示弱,它说不久它的尾巴就会掉,变成猩猩,再往前进步,总有一天会变成人;老鼠也不甘心一辈子做老鼠,将来它也要做动物中的佼佼者,做猴子,最后进化成人;甚至,连一头猪都不甘心任人宰割,有朝一日,它也要变成人。(笑声)稍微有点生物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所讲的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他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终极的、最高级的进化状态,可是呢,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一般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却告诉我们:人类发展有一个同一的方向,有一个终极的状态。而且,我们知道,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种发展逻辑,一种完全在斯大林时代杜撰出来的理论,一种根本不是马克思原意的东西,支配了我们今天的思维。封建这个词语上的错误,不在于词语自身的错误,关键在于,词语背后所强化的逻辑:它告诉我们整个人类文明进程有一个单一的坐标系,它以现代西方的标准为标准,说到底,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

  第二个词语,也是我们时常在使用的,而且,不认为它是错误的,这就是“启蒙”。其实,启蒙背后,也有一种思维的陷阱。如果说,封建一词背后的陷阱,只要经人一点化,大家就能意会的话,那么,启蒙一词背后的陷阱,显得更加隐晦。包括我刚才谈到的李慎之先生,虽然他指出了封建一词的错误,但是,他同时也认为,中国人需要启蒙。

  启蒙一词与封建一词中,有一些极其类似的东西,其陷阱也颇为相似。法国人、英国人观念中的启蒙,与汉语中启蒙一词的意思,非常接近,它们都指:人处在一种阴暗的角落里,要获得光明,走向文明,由愚昧走向开化,这就叫做启蒙。这好比一座房子,黑漆漆的,我们把窗户打开,让光线照射进来,这些光线象征着聪明、才智、文明、先进与智慧,它们照耀了我们黑暗的心灵。但是呢,法国人首创启蒙一词时,在他们的意识当中,启蒙所运用的智慧,并不是外面的世界给予他们的,不是外部文明光芒的造化。也许,诸如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也会羡慕古老中国的文明之光,但是,他们并不认为,法国文化自身就是黑暗的,要等待东方文明的改造。待会儿,后面我会细致分析。

  十八世纪,法国许多搞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都认同中国是文明之国,东方人太了不起。伏尔泰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当我们欧洲人还在亚平宁的森林里游荡的时候,还在茹毛饮血的时候,东方的文明古国已经进化到不可想象的程度。中国皇帝把辽阔的东方,统治得井井有条。中国像一个家庭那样和谐有序、充满仁爱,自由、平等、博爱的故乡就在中国皇帝那里。皇帝对待他的臣民,就像父亲对待儿子那样仁慈。在法国许多启蒙思想家的观念中,启蒙的源头是东方的光明,中国人的光明照耀了西方。但实际上,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年法国人启蒙的时候,当英国人、美国人和德国人也都向往中国的时候,他们的向往与我们今天对西方的向往,期盼着由西方文明启蒙中国,是有根本不同的。不同在哪里呢?欧洲人当年向往的东方,是一个难以企及的东方,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畅,所以,他们的东方,很大程度上,是自己脑中构想的东方,是自己想象的东方,而不是真实的东方。由于实际的东方,离他们太遥远了,所以,他们只能发挥自己的思想,杜撰一个东方。这就好比你在一瞬间看上一位美貌的姑娘,此后你却没法见到她,却经常回想她,甚至在梦中见到她,但是,你心中的她,与真实的她相差越来越大了。正因为有距离,你的想象才能自由,你才能让自身充满主观能动性,这样一来,你期盼的偶像,与真实存在的她,是两回事情。

  回到启蒙问题的探讨上,西方人崇尚东方,以为是在用中国文明改造西方文化时,实际上,他们是自己在改造自己。那也就是说,真实的启蒙运动,不是西方人借助外面的光芒来照耀自身,而恰恰相反,他们是在自我觉醒。在其他的讲座场合,我曾经谈到过,西方文化的源头,更多的是,古希腊的哲学、犹太人的信仰、基督教的文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都是西方人的一种自然状态的萌发。西方人真实的启蒙,并不是用外面的光明来照射他们,而是用自己的光芒照耀自己,用自己内心智慧的觉醒来改变自己。

  可见,启蒙一词的原义,并不是我们表面所理解的那样。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照德语中启蒙一词的含义。它与英语、法语、汉语中启蒙的意思不一样。在德语中,启蒙指的是自我成长发育和自我进步的过程。这可谓是更加真切地表达了启蒙的本义。但是呢,当今,大多数中国人理解的启蒙是:中国人的现状是蒙昧的,急切需要用外面的光芒在改造自己。说穿了,如今很多知识分子鼓吹的启蒙,就是要以西方的先进思想来改造中国人。这种启蒙,是一厢情愿的倾向,是将所谓先进的思想灌输我们的大脑,让我们走向光明,这种启蒙,与西方原创的启蒙完全是两码事。在这种情况下,人变成了所谓的光明的奴隶,受它支配,人在所谓的光明面前,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一个被改造的对象。这种启蒙的指导思想,可能恰恰造成了今天中国的许多被动、挨打和平庸。中国人越来越缺乏创造力,越来越丧失个性,越来越没有了主动能力,越来越将自身活力崩溃。“启蒙”观念上的陷阱,可能是根源之一。

  好,我继续讲第三个词语,“现代化”。恐怕,更是极少有人怀疑,现代化一词背后,也有一个陷阱。不过,这个词语背后的陷阱,是很明显的。稍微有些汉语语感的同学,都应该知道,什么叫“化”呢?它指的是不是某种东西,却要变成某种东西。那么,现代化就意味着,中国人如今并不现代,中国还处在古代,在座的各位,2004年4月4日的这群北大学子,不是现代人,是古代人。(笑声)现在的中国人不算是现代人,只能算是古代人,古老的中国人要走向现代化,这就存在着一个时间上的混乱。我们所说的“现代化”概念,与所说的“封建”一词,它们依赖的时空观是一致的。即二者认为,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处于的现在才能算作现在,他们有权说:我处于现代,而中国人的现代,只相当于他们的古代。这种思维,导致我们中国人不得不把自己的时间坐标取消。

  引申一下,我认为,二十世纪,人类思想领域内有一个极其具有戏剧性的对比。是什么呢?上个世纪初,也就是1905年,爱因斯坦在自然科学领域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这场革命可以简单概括为:自然科学范畴内时间观念的革命,即打破统一的、绝对的、一元的时间坐标,转化为多元的、每一物质体系都有独立坐标系的时间坐标。这就意味着,时间成为一个相对性的坐标。时间不可能脱离物质体系而存在,不存在一个绝对、唯一的坐标系。爱因斯坦引导了绝对时空观向相对时空观的改变。可是,同样是在二十世纪,在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在社会科学范畴,却有恰恰相反的转化。起初,大部分社会学者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身独立的时间坐标,每一民族有不同的历史纪年方式,如太阴历、格里高里历、黄历等。而逐渐地呢,演化成统一的、一元化的、绝对的时间坐标。当二十世纪最后一天到来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为此而惋惜;当二十一世纪的太阳第一次升起的时候,全世界的人们都觉得与众不同。这时,我要发问了,这一天与其他天,真的不一样吗?其实没什么不同的,只不过是西方纪年法的偶然设置,造成了这一天的特殊。这种时观,使得全世界人民都追逐着同一个时空,与自然科学领域的相对时空观完全相反。曾经有个小伙子问爱因斯坦,说他的相对论太抽象太深奥了,爱因斯坦打了个通俗而有趣的比方:如果你面对一位罗嗦不停、说话含糊不清的老奶奶时,这时,一分钟好比一个小时;如果你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时,一小时好比一分钟那么短暂。这就是相对。它告诉我们,时间是以每个主体的不同状态来决定的,不同主体之间不存在一个绝对同一的时间观念。可是,二十世纪末期开始,我们却在社会生活领域建构了唯一的时空坐标。这就是“现代化”概念的来源。

  关于这一点,有人说得更加激进一些,比如台湾大学哲学系的一位教授,名叫王小波,我跟他有过一次对话。我谈起了以上三个词语背后的错乱,王教授赞同我的很多观点,不过,对于启蒙一词,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封建一词,是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强加给中国人的;而现代化一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强加给全世界的。(笑声)这句话,我当时听起来,就觉得很有意思。后来,我查阅了一下,发现他的说法还真有一些事实根据。当年,共产国际的东方执行部,为了让朝鲜、中国、越南等国家跟着他走,就说:社会是发展的,是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成长起来的,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西方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比你高级,而我们苏联,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到了社会主义阶段,你看着办吧,到底是跟着西方走还是跟着我们走?

  跟着人家走也可以,但是跟着我们走,你就可以跳跃一级。中国一想,既然可以跳一级,我们当然跟着共产国际走呀。(笑声)于是,我们把自身定位为封建社会,在苏联老大哥的带领下,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迈进。关于现代化这个词语,有这么回事。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有个亚洲基金会,目前仍然存在,它支助了一次第三世界的大会。大会会场位于韩国的汉城,会议的主题是现代化问题。从这次会议以后,现代化一词,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广泛认同。亚洲基金会的后台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当时的意图是在文化上领导世界潮流,怎么领导呢?当年,西班牙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伊比利亚化;英国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英吉利化;荷兰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尼德兰化;法国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法兰西化;德国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德意志化。后来,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强国,美国人没有太大的底气说,让全世界都美国化。美国的主流虽然是西方文化,但他毕竟是个大杂烩。所以,他干脆选择了一个表面上具有普遍性的词语,不叫美国化,叫现代化。现代化一词,就是这么来的,说穿了,它的背后就是美国化。我们的学者,对于现代化,做了那么多的研究,制造了那么多的标准,其实都是人为想象出来的,美国人引领世界潮流的基本根基就是现代化。

  以胡适之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们,领先接受了现代化这个词语,再将它跟启蒙一词相结合,于是,中国人在无声间接受、模仿并学习西方人当时的状态,迫切希望与西方接轨。今天,我们没有更多时间去探讨,现代化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哪些陷阱。简要得说呢,全球化的潮流,是非平等的,非公正的,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分,你越是跟着人家走,你越是陷入人家的话语系统的支配之中。

  现代化一词,同样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强调的单一逻辑,基于对达尔文主义的彻底误解。封建、启蒙和现代化三个词语,其使用的误区,都在于,我们中国人在这一百多年以来,都处于时间错乱的状态。什么叫做时间错乱呢?说得简单一点:我们的历史记忆模糊了,我们没有自己独立的时间坐标了,我们只知道跟着别人走了。这样一种状况,我把它叫做百年中国的思想脑震荡。

  西方哲学界的一个重要人物,康德,他的思想中,有过对人类知识的解析。我们的知识结构是如何构成的呢?康德有一个十分经典的描述。他认为,我们人类的知识,既不简单地都是从经验中而来,也不完全是先验的,而是先验和经验两者结合的产物。纯粹的经验,不可能成为知识;纯粹的先验,同样不可能产生知识。在经验和先验中,康德涉及到对时间和空间的描述。他说,当我们经验性地去感受作为对象的物质世界时,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先验的时间和空间的坐标。而这个先验的时空坐标,是知识发生的前提。

  康德进一步认为,原因、结果、可能性这类概念,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存在,它们都是先验的产物。时间和空间,也是一样,物质世界中没有,只存在于每个人的思想中间。说得更明了些,人,才会意识到时间和空间,客观的对象上,是不存在时空的。人的时空坐标,正如笛卡儿的坐标系,加上混沌的经验被纳入,才有了我们的记忆、感觉和印象。将记忆、感觉和印象等,用我们的概念体系进一步加工,才形成了我们的理性知识。康德告诉我们,人类的思想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个人的时空坐标,个人先天的概念模式。当然,二十世纪时,皮亚杰的心理学理论告诉我们,康德所谓的个人时空坐标,不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而是在个人的思想孕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尽管这对康德的理论有所修正,但是,它仍然没有否定康德的一个前提:我们人类的知识并不简单只是经验,而是包含着先验的因素,先验的表现之一就在于个人的时空观念。

  中国人的时间、空间概念丧失了,这意味着,我们丧失了独立进行思考的能力。我们只能简单地照搬、套用西方人的概念体系、历史观点和时空坐标。一个彻底丧失了自我时空观念的民族,当然就是一个彻底脑震荡了的民族。中国这一百多年来,几乎没有真正的思想家。我有另外一个话题,讲犹太人和中国人的比较,那时,我们会发现,中国和犹太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但是,当中国人面对犹太人时,有一点是需要我们集体自卑的。那就是,这一百多年来,犹太人在任何一个领域内,都有最杰出的人物,都有引领潮流的人物,而中国几乎没有一个这样的人,也许除了毛泽东。没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主义、没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思想、没有一个中国人研制的科学成果,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全世界说:跟着我来!我是最先进的。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师和思想大师,也只能在中国的范围内被人们广泛认同,他对于世界潮流来说,几乎没什么影响。也许,在中国人中,引领过世界潮流,只有昙花一现的毛泽东。

  中国作为如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在世界思想的海洋中却丧失了声音。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人集体处于一种脑震荡状态之中。中国人的独立思索能力消失了,按照康德的话来讲,中国人不可能是有思想的。事实上也是这样。今天,每当我们谈到某种重要思想时,都把它看作一种既定的模式,而不自省式地去剖析它。今天,中国也没有科学了,中国的科学是照搬西方的传统科学知识,我们以为这种知识就是科学,其实不是。思想不是thought,而是thinking。Thought是结果,既定的状态,thinking才是过程,活跃的状态。这个问题深入下去,会引出我的许多思考结果。其中有一点,我认为,中国今天的科学完全死亡了。中国许多经济学家们所构想的崛起之路,其实只是头脑不清醒的人的幻梦。中国许多社会学家和改革者高喊着宪政改革,其实同样是处于脑震荡的状态,根本不知道自己处在何时何地。(掌声)谢谢大家。

  中国的教育就更惨了。前不久,一位思想非常激进的学者说,中国的教育部,干脆应该取消。因为教育这个词语,本身就是一个陷阱。教育意味着,某个主体高高在上站在那里,把所谓的真理、思想和知识灌输给大家。这种教育是害人的。真正的教育,应该尊重受教育者,受教育者也是主体,他们自我成长。而我们的教育呢,似乎是把所谓光明的、先进的、正确的东西,灌输到空白的、愚昧的、无知的、麻木的头脑中,也就是普遍中国人概念中的启蒙。这种教育无疑是糟糕的。(掌声)上面那位激进的思想家说,教育部应该改成学习部。活到老,学到老嘛。但是呢,后来发现,中国就没有几个干净的词语,学习这个词语,更加糟糕,比教育还糟糕。(笑声)为什么呢?学,本来就是效仿的意思,即有一种现成的结论、模式、楷范摆在面前,我去照搬它、模仿它、运用它,这就是学习。习,只不过是练习,让你照搬和运用的时候,更为娴熟。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文化,是在这种学习的观念和行动中延续的。这种学习,造成了中国文明的稳定,也造成了文明的停滞不前,丧失自身的活力和创造力。中国人几乎只知道学习,我们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一直学到中学、大学,学到博士,取得博士后学位,还有学到老,我们却没有想到,这种学习,是有问题的,它的后面蕴藏着巨大的陷阱,我们完全成了所谓真理、结论、模式、教科书的奴隶,我们成为被动的客体。一百多年来,这种模式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不过,我们由学习老祖宗转向学习西方人,我们以跟国际接轨为目标,说到底,别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种思维模式,把我们与生俱来的创造力、生命冲动、自主性、想象力都抹煞了。这种状态,造成了今天我们中国所有的死板和平庸。西方人就不学习了吗?他们也学习。但是,他们既在learn,又在study。Study不等于我们概念中的学习,它指的是,在没有现成的结论、原理和答案的前提下,去寻找规则、公式、规律等,它更多的是一种探索、研究和发现。而我们中国人缺少的就是这根弦。如果这种状态不改变,中国谈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在太过荒诞,只有思想处于脑震荡状态的人,才会提起这种不切实际的口号。(掌声)其实,我们中国的学习,是与另外一件东西,结合在一起的。什么东西呢?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们都以为知识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有比知识和结论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的想象。推而广之,这种想象,包含着人的想象力、创造力、激情、生命冲动、革命精神、主观能动性和永无止境的好奇心,这些恰恰是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东西。而今天大部分的中国人,忘记了的正是这些,我们的教育,停留在学习知识的阶段上,把人与生俱来的可贵东西给断送了,而被动接受别人既定下来的文明。

  中国社会里,如今有太多的领域,完全陷入了将别人现存的东西当作楷模的泥坑中。我们经常引以为豪的某些东西,其实是我们的耻辱,大家有没有想过呢?比如说,我们认为长城伟大,因为据说长城是人类在太空中可以肉眼看得到的景观。我的著作《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中已经谈到,这种说法是荒唐的。后来,一位读者给我来信,问我为什么能在杨利伟登上太空之前就识别了这种说法的荒谬。(笑声)原因很简单,这是个常识性的问题。经过简捷的科学探测,我们就会发现真相。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自欺欺人呢?因为我们总是停留在这样一种思维:洋人说我们的某某东西伟大,那就是真正的伟大。洋人的赞扬,才能增添我们的骄傲感。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另外的名胜古迹上。大家知道,西安有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何谓“第八大奇迹”呢?有这么一回事。当年,法国的总理也就是如今的总统希拉克,来中国访问时,中国领导带他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当时,兵马俑刚刚被发掘出来,中国人感到很骄傲,固然要借此机会,向法国人炫耀一下。面对如此壮观的景象,希拉克也被镇住了,崩地一下,他就冒出一句话来:“这真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呀!”但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为什么呀?他的说法,跟两千多年前中国一位使者出使夜郎国时引来夜郎王的说法极为相似。夜郎王问使者从哪里来,问他的国家和夜郎国相比,哪个更大。他可谓狂妄自大透顶了,于是,产生了夜郎自大的成语。我们笑夜郎王,笑了两千年。假如现在的中国人还是两千年前的中国人的话,中国人就会笑希拉克,笑上两千年。希拉克说兵马俑是世界第八大奇迹,是用西方人狭隘的眼光在观望世界。在古希腊时期,一位旅行家在地中海沿岸发现了七处值得观赏的地方,把它们称作“世界七大奇迹”。这七大奇迹,如果与文明古老的中国奇迹相比,简直无法起眼。但是,此后,每当西方人发现了另外的什么奇迹时,就随口说一句,这是世界第八大奇迹。站在历史悠久的中国土地上,面对壮丽奇特的中华遗迹,希拉克意识到了,他犯了类似于夜郎自大的错误,他马上改口:“哦,不不不,要我看的话,这简直是世界第一。”其实呢,希拉克根本不必改口,因为站在他面前的中国人,是完全丧失了自我时空坐标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这些地方官员们,认为秦始皇兵马俑已经排上“等外级”了,已经很了不起呀。(掌声)从此,世界第八大奇迹,作为兵马俑的代称,广为流传。西安最显眼的宣传条幅上写着:“欢迎来到拥有世界第八大奇迹的西安!”这哪里是什么荣耀,这简直是一种耻辱啊!(掌声)还有什么湖北的三峡工程、四川的三星堆等,也都在争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等外级”称誉。

  我们被西方人式的单一坐标套住了头脑,而这种坐标根本不具备任何普适性,我们为什么要拽住它,用它来定位自身和自身的文化财富呢?我们实在是脑震荡有些厉害啊。前面我们谈到过,当年西方人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以东方文明为楷模,但是,这种楷模地理上离他们太过遥远,几乎是在不可企业的另一个世界,获取楷模的原型太过困难,于是,他们只能任凭自己的经验想象一种“东方文明”,这实际上是创造了。比如,《图兰朵》中设想的中国宫廷,与实际的中国宫廷,没有多少关系;《一千零一夜》中构想的中国,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形。西方人把中国的四大发明拿过去,运用自己的理论科学,做了一番彻底的改造,使得它们不再是原来的模样。对于这一点,鲁迅说得更明白: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中国人用它来烧冥币,西方人却用来搞宗教改革。如此的事例,太多太多。中国的东西,一到西方,就被西方人用创造力变成了另有意义的东西。可是,今天的中国人在接受和模仿西方时,觉得太容易了,太舒服了,太风光了。有谁出国了,生活在洋人的世界里,有谁做了洋人的弟子,他一回国,就会受到众人的瞩目,就有了话语权力,他能与洋人平起平坐,谈笑风生,便自视有水平,有资历。这种思维,其实就是一种脑震荡思维。(掌声)

  再比如说,体育竞赛上,我们用西方人现成的规则,与西方人较量,我们在很多项目的技巧上的确可以超过西方人,我们得到的冠军荣誉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中国人却很难有一种游戏、一种规则、一种玩法,让西方接受,我们只能在西方人既定的游戏规则基础上,在技巧上追逐人家。在其他一些技术方面,我们也能追赶上西方。比如说世贸大厦垮掉了,中国人可以建造很多座世贸大厦,并且超过原有的。但是请问,这是真正的超过吗?不是。我们只能在有形的表象上、在西方人的模式控制中,超过人家,在实质性的理论、原则方面,我们无法超越。从技术上讲,再盖出一座比原先的世贸大厦高一倍的高楼,都是可能的,但是,没有一个美国人还会干这种傻事,因为这种高楼无论从经济价值还是舒适度上讲,都是不划算的。美国那些营造高楼的公司,都搬到哪里了呢?搬到了亚太地区。

  台北有高楼,高雄有高楼,香港有高楼,马兰西亚有高楼,新加坡有高楼,北京有高楼,上海有高楼。而且,大家暗暗较量,要盖成世界名列前茅的高楼。为什么要这样竞争呀?因为我们的独立思维方式彻底崩溃了,而我们想要长大,想要在别人的模式中往前冲,我们只能按照别人的看得见的指标去争个不休。这种竞争没有任何文化意义,只有数字意义。包括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争GDP,玩数字游戏;许多人拼命追逐,想要打破吉尼斯大全的记录。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囿于传统的思维错误。我们既抹煞了西方文明的灵魂,无法理解其精髓,又看不见自身文明的灵魂,我们只是跟在西方人的屁股后面跑,这无疑是一种脑震荡的病态。

  还有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其中包含着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据说这个数字还来源于中纪委。中国每年用于政府官员出国考察的金额达到三百亿美元。这三百亿美元当然不会包括个人的资金,全是公费的。三百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呢?超过中国今天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的总和。我们知道,当年,哥伦布历尽艰辛,自以为到达东方,其实只不过是个虚假的东方;马可波罗经历千辛万苦,才来到东方,体验到元朝的面貌。他们回到西方后,都将自身借助的文化力量发挥出来,使之更加强大。而今天呢,中国有这么多的官员,轻易就到达西方。他们所获得的是西方最精确的知识,他们毫不走样地接受西方的现代文明,而这种模仿,只不过能得到一些僵硬的、失去灵魂的东西。总之,如今的中国人,正处于一种丧失了独立的思维能力和时空坐标的脑震荡状态。

  改变这种脑震荡的状态,唯一的出路,可能是回到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甚至毛泽东的某种思维中去。中国人必须重建自己内心世界的信念,一场改变中国人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清理中国人心灵世界的文化运动,才是改变现状的正确抉择。在我的著作中,我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我既不赞同现在的所谓左派,又不赞同右派,我反对接轨的思维,我不认为实行政治改革是发展中国的灵丹妙药。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像西方曾经的那样,来一次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或者像德国那样,来一次大学运动。大学运动,上个世纪的中国曾经昙花一现地进行过,比如蔡元培的北大建设、西南联大的大学重建。中国人必须在自己的内部,建立一个文化中心,一个文化特区。我第一次站在贵校的讲坛上时,讲到了二十一世纪大学运动的主题,当时我就强调了,中国应该建设文化特区,而不是仅仅搞经济特区,文化立国是我们的最终出路。

  今天的话题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热烈掌声)

2005年06月25日

救救这些孩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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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救这些孩子吧

北京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 程曜

  清华大学关心学生的老同事,希望我能对清华学生的学习,写一些具体的看
法。因为我刚从台湾过来,对一些在中国内地已经习以为常的行为,不会视若无
睹。的确,内地学生的行为和欧美甚至港台学生的行为,大大的不相同。我们虽
然不忍苛责,但是我们还是得认真研究,作为时代的见证。学生就像一面镜子,
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现状。优秀的学生可以先知先觉,在这个大变化的时代领先群
伦,改变社会现状。在全世界的瞩目下,中国和平崛起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同其时,全世界也正注视着这些国内一流大学的学生,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能耐,
来面对二十年后的中国。我们当然理解,年轻人个人的问题,随着年纪的增长,
一定会适当解决。而该思考的是,清华里学生的特殊现象,以及普遍不正常的行
为。我们在国外一流大学的学生身上,都能见到那种与众不同的行为。甚至是一
种被鼓励的傲慢和自大。到了中国,这种精英似的我慢轻狂,往往混合着更多瓦
解的道德观。到处都是无神、无政府、无信仰的无头苍蝇。

  这个时代的中国,最显著的问题就是混乱的价值观。改革开放之后,沿海的
区域发达了,大量吸收内陆的人力,也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不劳而获的机会。只要
占住了重要的位置,挡住别人前进,多少都可以获得一些利益。我们可以在清华
大门口的街上,看到有些对红灯视若无睹的清华学生,一对对牵着小手闯红灯,
悠哉悠哉漫游过街,可以让百辆车子紧急刹车而不以为意。难道这就是我们要训
练的新中国一流大学生吗? 2003年夏天我回台湾时,遇到了我的老师刘达中教
授和作家陈映真。他们都问了我一个相同的问题“中国的中产阶级形成了吗?”
我的回答如下,城市里的中国人有钱了,他们很注意自己的利益是否受损,但是
要他们为公众利益付出一丁点儿,他们就不愿意了。当这些人没一点共识,没有
一点共同价值观时,我们如何称之为中产阶级呢?这种中产阶级如果兴起,只能
给中国带来更大的灾难,万万无法代表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再回到被惯坏的清华
学生身上,他们一样具有全世界中产阶级斤斤计较的特性,却又不肯好好学习。
总以为考上了清华,就能当总书记了。只要稳扎稳打,不犯大错,总有一天能飞
黄腾达。知识的殿堂,不再尊重知识,正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耻辱。

  我们在这里举出一些实际的例子,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有些学生不要知识。大
部份学生上课的时候,只留意老师放了什么资讯,可能要考什么。很少理会一堂
课内所教的内容之间的关联性。这件事非常容易证明,只要上课明白说出的一句
话,好像会考,他们就会回答。如果需要综合两句话的推理思考,他们就不知所
措。即使心里明白,也不敢把心里明白的事情写下,或者尽量写的模棱两可,多
拿一点分数。如果不给公式,学生不会算,也不敢推导公式。这样子的态度,不
正是明证。他们上课,不理会老师推导公式的思路,大都死记最后公式的结果。
上学期我上完光学,考试第一题如下:“如果你的近视眼很严重,不戴眼镜能看
清楚显微镜的影像吗?” 这样的问题,一百个修课的学生内,有一半以上的学
生不会答,还有四分之一答错。这个问题,起码清楚表现了两件事:一、课本里
没有的他们不会;二、他们不看显微镜,也不看望远镜,只会使用全自动对焦的
照相机。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不过有一点我确定,他们不会将上课的知识应用
到日常生活上。这些知识只是用来考试,让他们踏进大学之门。剩下百分之二十
五的学生之中,才有一些是愿意知道,喜欢知道的人。上个世纪美国著名的教育
哲学家杜威,提出生活即教育的概念。我思考这句话三十年,回到祖国后,突然
发现中国的现状和一百多年前的美国非常类似。当年的美国,被欧洲人瞧不起,
认为美国人没有文化。虽然教育水准低落,却有欣欣向荣的活力。杜威说生活即
教育,让美国的教育和实际结合起来,也去除欧式教育中的矫揉造作。中国的现
代教育,应该吸取这个宝贵的意见。事实上,杜威为胡适的老师,正是胡适当年
在大陆宣扬杜威的教育观,延续到台湾。而我回祖国后,见到学生的问题,似乎
又回到胡适在北京的时代,一百年来没有多大的改变。

  学生们不敢问问题。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理解这个现象。当然,我们在台
湾对这个现象并不陌生。可是我们又可以看到,他们听一些演讲,如果授课老师
不在场,他们喜欢在同学面前大放厥词,表现自己的能力,而往往不知道,问的
问题和演讲有任何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不问问题。一、
根本不知道有什么问题;二、怕在老师面前暴露自己的无知,影响分数;三、再
次验证学生对知识不感兴趣。知识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妆饰、和一个自己都不相
信的模糊记忆。竟然有学生辅导员对新生说,你们尽量背,考完就忘记掉,不然
无法应付接踵而至的课程。清华大学怎么能让这些不懂事的孩子扮演大人的角色,
在学生内部流传一些不入流也不正确的观念,培养了一群自以为是的井底之蛙。

  清华的学生还有一个特色。正是因为当年高分考进清华,受到了很大的奖励,
从此就对分数特别感兴趣。学生之间,以分数作为一切评价标准,有了高分就高
人一等。拿不到高分就去修更多的学分,来解释自己为什么拿不到高分。甚至有
大学三年半修了一百八十多学分的例子,平均一个学期二十六个学分。这样的学
生,往往对所修习过的课程一无所知。清华大学应该降低必修学分,严格把关控
制品质。前些日子,我亲耳听到一位北大附中的老师说,现在四月正忙,过几个
月学生进了大学就好了,只要交钱就能毕业。言下之意,大学教育不如高中教育
辛苦。我想,这个看法在学生之间是普遍的,念高中比念大学辛苦。有的学生不
但不认真念书,还敢来恐吓老师。我就碰到几个例子,找了教委来学校关说。清
华大学严进宽出,已经是有名的了。六四之后,学校怕学生闹事,多少有点政治
紧学业松。这件事再不倒过来做,抓紧学业放松政治,明显和经济崛起的中国发
展方向背道而驰。中国放松人民币汇率和管制,已经箭在弦上,是多久才能完善
银行体系的问题,是能忍受多少关税报复才开放的问题。只开放人民的口袋,不
开放人民的脑袋。成吗?中国共产党应该有更大的自信,经济发达后,中产阶级
检查自己口袋和堵车的时间,远比思考的时间多。就算是八国联军再来犯,不到
廊坊已经堵在津京高速路上,进不了北京的。学生也是一样,花脑筋赚钱的时间,
远比思考的时间多。学生已经没有政治的热情了,学校不必太担心,应该好好的
抓学业。混文凭不该毕业的,千万不要妥协,尤其是研究生。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不喜欢动手。不但千方百计逃避动手,还会去耻笑动手
的同学。作为老师的我,千方百计的强迫他们动手,甚至不惜以退学要胁这些学
生。我必须承认,即使这样,仍然所获不多,或者面临损坏设备的风险。我们发
现,学生有各式各样的理由不动手。背后的原因往往很简单,除了考试,他们几
乎什么都不会动手。为什么会这样?首先,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形而上观念,根深
蒂固。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很多老师也不知道如何动手,由小学到大学一路因循
下来。再者,现代的电脑普及,又有很多网路新贵产生。这种弄不坏、不必负责
任的玩具,反而给了他们很大的动力。还有,动手的分数通常不好评价,老师会
送分。学生花很大劲学习动手,不如一个计算所得数字的成本效益高。老师不重
视动手评价,学生当然不会重视动手。系里和老师的研究室里,没有摆满手册和
厂商零件目录,学生当然除了玩软的不能玩硬的。学生最常找的不动手理由,就
是设备不够好或者没有设备。我们发现,最好的设备给他们,他们也不用,更何
况让他们自己建造设备和修设备。最好的创新科研,绝对没有配套的设备。往往
在设备不足的情况,才能激发想像力,开发出前所未有的科研方向。国外学校经
常有一些竞赛,鼓励学生在有限的资源下,把所学知识运用来创造新的小发明。
我们不也是该认真地考虑,采取类似的措施,释放学生的想像力和能量。

  有一次,我在课堂上问学生,当光照到物质上,多少时间之内光电子会被释
出。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一起回答:一个纳秒。这件事让我吃惊万分,他们可以由
一个老师或某本教科书上得到错的答案,完全不思考这个答案的荒谬性,和教学
的内容完全不一致。上学期在期末考时,我问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科学方法,物
理学和你所就读的学科方法,有何不同?竟然有一个生物系的学生回答,物理有
很多要背,生物也有很多要背,非常不容易同时记住。我宁可相信他在和我开玩
笑,不然我如何自处,到底是怎么教的。中文的教科书有几个大弊病,略举两点
如下:一,不与时俱进,不能不断再版,更正错误和更新知识;二,没有良好的
索引和参考文献,学生学完之后,无法一辈子用来翻阅。学生宁可花钱买手机、
电脑和配件,不肯花钱买一本好书珍藏,太令人失望了。好的外文教科书,都有
中文翻译本,但是这些翻译本的再版往往更不上时代。在中文教科书完善之前,
我们只能大量使用外文书籍,而且减少学生使用翻译本的可能性。

  如果大家不认为,上面列举的现象是我捏造的。不免要问,中国该何去何从?
这些清华的大学生像是会考试的文盲,不但对知识不感兴趣,对文化也十分陌生。
虽然可以随时琅琅上口一些专有名词,似乎学习了很多。但细究之下会发现,他
们就像文化大革命里的样板戏,架势十足好看,内容简单易懂,却不深刻。我必
须要说,这不只是清华大学一个学校的责任而以,应该是全体中国人的责任。我
必须呼吁大家来救救这些孩子,把他们的思想紧箍咒拿掉,让他们开始思考。我
们不能再纵容这些自以为是的清华学生。要让他们知道,如果不能够创造更进步
的文明社会,就不配走出清华大门。要让他们知道,再聪明的人,也需要严格的
锻炼。要让他们知道,世界不只是海淀清华园,而是四大洋五大洲。

2005-4-23
国共再度和谈之前写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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