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 Strive for a Brilliant China

2012年06月12日

不要吞吃命运的饼干——普林斯顿2012毕业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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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Lewis

Michael Lewis,著名作家,其作品如Liar’s Poker,The Blind Side 和 Moneyball 曾获奖或被拍成电影。下面附上演讲视频和中英文讲稿。

2012年6月3日 讲稿

感谢Tilghman主席,各位校董和朋友们,2012年级的家长们,还有最关键的,普林斯顿2012年级的同学们。请给自己一个掌声吧。下一次你在一所教堂里看到大家都穿成黑色的时候,像这样欢呼就很尴尬了。享受这一刻吧。

30年前,我坐在你所坐的地方。我一定也听过某位年长的人分享他的人生经历。但我已经一点都不记得了。我连是谁发言都没印象了。而在我记忆中仍栩栩如生的,是毕业。他们告诉我你应该很激动,或者感到轻松,也许你们现在就是这样。我却不同。我义愤填膺:我来到这里给了他们我人生中最好的四年,而他们就是这样报答我的——把我踢走。

在那时我只确信一件事:我对外面的世界没有任何经济价值。我修的是艺术史,那是我的起点。即使在当时这也被视为疯子的行为。我为市场做的准备一定差过几乎在座的每一个人。而现在我竟摇身一变成了富人和名人。对吧,算是吧。我将简短的描述我是如何飞黄腾达的。我希望你们在走出校门追寻自己的事业前能够明白,事业发展本身是多么神秘。

我从普林斯顿毕业的时候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发表任何东西。我没有为the Prince刊物或任何人写过任何文章。然而在普林斯顿大学,作为艺术史系的学生,我第一次有了在文学界施展抱负的冲动。这是在我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发生的。我的导师是个超有天分的教授,William Childs,一位考古学家。我毕业论文的题目是研究意大利雕塑家Donatello如何借鉴了希腊和罗马雕塑——其实这跟今天的题目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只是我一直喜欢让别人知道。神知道Childs教授是怎么看待这个题目的,但他却帮助我全心投入。不只是全心投入,根本就是痴迷。当我交上论文的那刻我知道了我这一生想要从事的事业:写高级论文,或者说,写书。

然后我去了论文答辩。地方离这不远,就在McCormick厅。我等待着希望听到Childs教授告诉我我的论文写得多么好。但他没有。于是等了45分钟后,我终于问,“那你怎么评价我的写作呢?”

“这么说吧,”他说。 “千万不要靠这个谋生。”

所以我放弃了——其实不是。我做了所有人不知道该做什么时做的那件事:去读研究生。我在晚上写作,没有造成什么影响,主要是因为我不知道该写哪些东西。一天晚上,我被邀请参加一个晚宴,我身旁的女士是一个华尔街投资银行的大佬的太太,那家银行叫做所罗门兄弟公司。她基本上迫使她的丈夫给了我一份工作。我那时对所罗门兄弟公司根本一无所知。但所罗门兄弟公司恰好处在华尔街转型的前线——转成那个如今我们都知道并爱的样子。当我到了那家公司,我被几乎随机的分配到了一份最好的工作,使我有机会观察这滋长中的疯狂:他们把我变成一个衍生产品的内部专家。一年半以后,所罗门兄弟开给我数十万美元的支票让我给专业投资者提供有关衍生产品的咨询。

现在,我有东西可写了:所罗门兄弟公司。华尔街已经变得如此的精神错乱,它会给普林斯顿一个对金钱一窍不通的新毕业生一大笔钱来假扮理财专家。我误打误撞找到了自己的下一部高级论文。

我打给我爸爸。我告诉他我要辞掉这个百万美元的工作来写一本只有4万美元预付款的书。电话那边沉默了很久。 “也许你该再考虑一下,”他说。

“为什么?”

“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再干10年,赚一大笔钱,然后再写你的书,”他说。

我根本不需要考虑。我知道知性表达的激情是什么感觉——因为在这里,普林斯顿,我曾感受过——而我想重燃那份激情。我那时26岁。如果我真的等到36岁,我将永远无法写成那本书。我会已经忘记了那种感觉。

我的这本书名叫《说谎者的扑克牌》。卖了100万册。我那时28岁。我有了一项事业,一点名气,一笔财富,和一个新的生命传奇。突然间所有的人都告诉我我天生就是作家的料。这太扯淡了。即使我都能看的明白,有另一种更真实的传奇,它的主题是运气。那顿晚宴刚好坐在所罗门兄弟女士身旁的几率有多大呢?空降在一个最好的华尔街公司,从而有机会写这个时代的故事的几率有多大呢?正好坐在一个可以俯瞰行业全景的职位上的几率又有多大呢?碰巧遇到这样父母,没有与我断绝关系,而只是叹了口气,说:“如果你非要这样就去做吧”,这样的几率又是多大呢?有幸心中有被普林斯顿艺术史教授点燃的那种“非做不可”的激情的几率又有多大呢?而最初能够入读普林斯顿的几率又是多大呢?

哥不是在装谦虚。哥是在有目的的装谦虚。我的经历表明了成功一直是如何被世人理解的。人们真的不喜欢听到成功被归结到运气上面—— 尤其是成功人士。当他们年龄增长,当他们步向成功,他们觉得自己的成功根本就是历史的必然。他们不愿承认机会事件在他们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这么认为是有原因的:这个世界也不愿意承认运气的角色。

为这我写了一本书,叫《钱球》。这表面上是写棒球,其实是在写别的东西。在职棒里有穷的球队和富的球队,他们用在球员身上的钱有巨额的差异。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职棒里最富的球队,纽约洋基队,在它的25名球员身上花费约1.2亿美元。而最穷的队,奥克兰运动家队的花费大约是3000万美元。然而奥克兰队却赢了和洋基一样多的比赛——超过其他那些富有的球队。

这本是不应发生的。理论上讲,有钱的球队应该买最好的球员,并赢得所有比赛。但奥克兰队发现了一个秘密:有钱的球队并不真正明白谁是最好的球员。球员们被错估了。而他们被错估的根本原因在于专家们没有在棒球成功中给予运气足够的重视。球员们因他们基于其他人的好表现上做的事情而得到称赞:投手的身价由胜场决定,击球手的身价由送垒上跑者得分决定。球员们因他们无法控制的事件而受到批评或称赞。比如说他们击中的球恰好落在场地的哪个位置。

放下棒球和体育不谈。这里有这样一批企业员工,年薪几百万美刀。他们做的事和他们行业里其他人一直以来做的事没有任何差别。有几百万人评价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数据统计。但他们却被错估了——因为这个世界面对他们的运气成分是瞎眼的。

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这样的事已经持续上演了一个世纪。却没有人能够注意到——直到当一个穷球队发现这里实在有利可图,不得不去留意的时候。所以你不得不问:如果一个百万美元身价的职业球员可以被错估,那谁不会被错估呢?如果完全奉行精英主义的职业体坛无法区分好运和优异,谁又能够区分呢?

《钱球》这个故事具有实际意义。如果你使用更好的数据,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价值;总会存在价值有待挖掘的市场低效配置,等等。但它有一个更广泛而不那么实际的信息:不要被生活的结果蒙骗。生活的结果,虽不是完全随机的,却掺杂了很多运气成分在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如果你获得成功,你也同时曾获得好运——而运气带来义务。你欠了一笔债,不只是欠你的神。你也欠那些没你那么好运的人的债。

我特别提出这一点,是因为和这个演讲一样,这将是你很容易遗忘的东西。

我现在住在加州伯克利。几年前,就在离我家几个街区远的地方,加大心理系的几个研究人员搞了一个实验。他们找来了一批学生充当小白鼠。然后他们给学生分组,按性别分开。每组三个男生或者三个女生。然后他们让这样的小组进到房间里,然后随机选取三人中的一个作为组长。然后他们让他们处理各种复杂的道德问题:比如说应该如何对待学术造假,或者如何控制校园酗酒问题。

在他们开始解决问题30分钟时,研究人员们会打断各组。他们会拿着一盘饼干进入房间。总共四块,小组里有三个人,但却有四块饼干。显然每个成员分到了一块,但还剩下第四块放在那儿。这本应该是个尴尬的处境。但事实并非如此。每个组的表现难以置信的一致,那个被随机任命做组长的人拿了第四块饼干,并把它吃了。不仅吃了,而且吃的津津有味:咂咂做响,大嚼特嚼,口水横流。最后那块饼干剩下的只有组长衣领上的饼干渣了。

这位组长没有任何丰功伟绩,也没有过人的美德。他只是30分钟前随机被选的。他的身份除了运气什么都没有。但他仍然觉得饼干应该是他的。

这个实验有助于解释华尔街的奖金和CEO薪酬,我也确信它还可以解释很多人类行为。但它同时也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新毕业生有关。通过某种一般性的方式,你已被任命为小组领袖。你的任命不一定是完全随机的。但你必须意识到它的随机的那一面:你们是少数的幸运儿。幸运在于你有这样的父母,幸运在于你有这样的国家,幸运在于有普林斯顿这样的地方,专门吸引幸运的人,把他们介绍给其他幸运的人,并增加他们更加幸运的机会。幸运在于你正处于世界历史上最富饶的社会,处于一个没有人会要求你为任何事牺牲自己的意思的时代。

你们都面对着那块多出来的饼干。你们也将面对更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你很容易觉得你本来就配得那块多出来的饼干。就我所知,你可以这样。但你可以更快乐,这个世界也可以变得更美好,如果你能够至少假装你不配。

永远不要忘记:为国效力,为万国效力。

谢谢。

祝你好运。

http://www.princeton.edu/main/news/archive/S33/87/54K53/

2012年01月8日

我的2011

Filed under: 思想, 新闻与政治 — L. @ 12:59

(转载按:的确,当时看到《需要真相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时,就觉得这是韩寒和李承鹏不一样的地方)

韩寒

2011年早在几天前就过去了。上学的时候,我特别讨厌写年度总结,因为那时候的一年一年,除了没有什么可以总结的以外,总是觉得没有必要对一个向你强行下达任务的人掏心掏肺。我要记得的总是会记得。后来发现记忆真的不是特别靠谱的事情,所以现在我愿意用文字记录下来。而我很小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备忘录的意思就是把事情都记在一本本子上,然后准备忘记。不过……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在去年,我的赛车成绩还不错,全国锦标赛一共十一场比赛,除了两次赛车故障以外,九次登上了领奖台,并且为上海大众333车队以及涡轮增压赛车获得了第一个全场冠军。今年我也为斯巴鲁中国拉力车队获得了第一个年度车手总冠军。上一次获得全国汽车拉力赛的车手年度总冠军是2009年。加上2007年的全国汽车场地赛车手年度冠军,2008年全国汽车拉力锦标赛1600CC组车手年度第一名,我已经收获了四个年度第一。在此感谢我的车队朋友和技师们。1993年,我第一次在电视里看见港京汽车拉力赛,我当时就立志长大以后要进入国家队开赛车。后来,我长大了,也开赛车了,但国家队没了。1993年,我坐在电视机前的椅子上幻想,18年后,我可以不负11岁的自己,还是挺为自己觉得高兴的。其实我并没有要很励志的告诉大家坚持理想,在1993年到2003年期间,我其实完全忘了当年电视机前的我怎么想来着。一直到后来有了条件才下意识开始尝试练车。可能有的时候死死的坚持可能还在一个合适的时候重拾,无论对理想或者对感情都是这样。当然,这完全因人因事而各异,并不那么通用,纯属个人偶遇。我可不是机场电视传道士。

在2011年,我的好朋友刘曹东去世了。他去世前是在我拉力赛场上最好的对手,他也是中国最好的拉力车手,在2009年我赢了他,2010年输给了他。一转眼,徐浪也离开我三年多了,他更是当时拉力赛场上的王者。我是责怪他们的。因为他们让比赛的胜利少了很多含金量。他们一走,就算如今我又赢,也充满遗憾,好似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和我做其他事一样,也是时无英雄,让竖子成名。既是猴子,又是竖子,我明年是双子座。我特别希望能和东东徐浪一起比一场。当然这话说出来没有什么意义,他们不能复活,我也不愿死去,纯粹表达怀念。

有人离去,有人来到。我成为了父亲。除了我特别喜欢我的女儿以外,最重要的是,我的女儿特别的喜欢我,不出意外,她先学会了叫爸爸。有个媒体采访过我,问我关于女儿和儿子的想法。我记得当时大致是这么回答的,我只希望我的女儿高兴,无所谓她能不能获得中国意义上的成功,只要她人品好,我愿意为她创造一切的条件,我愿意为她生造一个世界,让她不用在这个残酷而缺德的社会里受苦。当然,一切都随她的意愿。她如果愿意尝试,哪做什么都可以,我只是她登高冒险的一张防坠网而已。如若未来有变故养女儿困难,给李彦宏开车,替白烨磨墨,帮陈凯歌打灯,我都没问题。当然,我还想要更多小孩,如果有男孩,那就要活该受苦了,他得扎到这个现实里,奋力拼搏,养活自己并尽力改变社会,争取给天下的小女儿们创造更温良的环境。

2011年,我自己的文章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其实是从2009年和2010年开始的。那时候我写文章,针砭时弊,批评政府,完全发自内心的痛恨。我是一个最恨束缚的人,也是一个晚上开车看见路上有一个坑都会报警并守着这个坑的人,天天盼望中国突变成美国或者台湾式的社会。我甚至认为香港或者新加坡都是不完美的,制度是一切罪恶的源泉。制度必然带来了巨大的弊端。我从这些批评中获得了很多的赞誉,于是我开始在意于这些赞誉,甚至不自觉的迎合。然而的悲悯都抵不过悲剧的重复。到了2010年,我做的很多批评几乎都是有罪推论和变种八股——制度不好,政府腐败,悲剧发生,人民可怜。我想在任何社会里,这样的批评都会受到民众的欢迎。因为执政者的腐败和贪婪,这个社会官民对立严重。是啊,你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说,咱们真是可怜,你的上司是个屁,他弄砸了这么多事情,还开好车养小蜜。以你的能力,远不应该只获得现在这些,而且凭什么让那个傻逼当你上司,人人都有当上司和换上司的权利,他的那些东西,都应该是你的。这话除了那个上司不爱听,谁都觉得说到他自己心坎里去了。我这么写文章,再加几句俏皮话,大家肯定都觉得我说的特别好,而且凡是不赞同者,皆会被民众说成五毛,是权贵之走狗,民主之敌人。就算想批评我两句,也得先夸一千字,才能委婉提上一两句,否则很容易引起不满被戴上各种帽子,就像我批评的那些人给其他反对者扣帽子一样,所谓左右之间互相从来都没有协商和妥协。当我发现批评我的人越来越少或者越来越小心翼翼的时候,我自然高兴了一阵子,但后来我总觉得不对劲,我知道无论我说的多么对,我必然有地方错了。

于是,想了很久,我逐渐觉得,一个好的写作者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应该杀戮群众。2011年间早些的一些文章,从写钱云会村长的《需要真相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我就开始有所变化。当然,在批评中,如果两者并列,则应先批权贵,因为很简单,权贵捞着利益了,苦全是平民受的。但这不代表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无穷尽无底线的讨好民众。你说民众多么好多么对多么善良多么高素养,民众应该得到什么什么,民众应该享受什么什么,天赋民众各种权,民众的眼睛不光是雪亮的,而且都是双眼皮⋯⋯这些话其实和当年毛泽东上位之前狂拍群众的马屁并没有什么区别,民众也许只是他获得权力和威信的筹码。在好几年前,我还是一个坚决的革命者,认为凡是一党专制的,就要推翻它,必须多党派,必须直选,必须三权分立,必须军队国家化。当时也有朋友和我争辩,说会死人,会混乱,会倒退。当时我的观点是,不一定啊,没试过怎么知道,你那是统治阶级的推辞,再说了,什么事情都是有代价的,你不做的极端一点,不激进一点,你怎么铲除顽疾,大乱才能大治,反正到了乱世,我未必不是枭雄。但是逐渐我发现,这种态度和那些独裁者的“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在感情上其实差不多。脱离了现实的极端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之中的极端专制独裁者在品质上未必相反,甚至类同,只是他们各自高举着不同的旗子罢了。你未必不会成为那个曾经最让你恶心的人。

所以,我不希望多成为一些别的什么,而一切和我的工作有关的自由,我会依照宪法,不停的要,躺着,坐着,站着,走着,写着,说着,我只有不停的要,要到你想逃。无推动,无变革。至于写作,在新年里,我希望我能写的只让我自己更喜闻乐见,不再讨好除了我女儿以外的任何人,想写的写,不想写的就一个省略号。

最后,在过去的一年里,我的个人感情方面⋯⋯

2011年12月26日

要自由

Filed under: 思想, 新闻与政治 — L. @ 22:29

韩寒

上上篇文章里说,每个人要的自由是不一样的,上篇文章里说,民主,法制,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圣诞再打折,东西还是不会白送的。那我就先开始讨价还价了。

首先,作为一个文化人,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求更自由的创作。我一直没有将这个写成XX自由或者XX自由,是因为这两个词会让你们下意识的觉得害怕和提防。虽然这些自由一直被写在宪法里。事实上,它一直没有被很好的执行。顺便我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体人们要一些新闻的自由。新闻一直被管制的很严。还有我的拍电影的朋友们,你不能理解他们的痛苦。大家都像探雷一样进行文艺工作,触雷就炸死,不触雷的全都走的又慢又歪。这些自由是时代的所趋,也是你们曾经的承诺。我知道你们一定对苏共进行过研究,你们认为苏共的失败,很大的程度源于戈尔巴乔夫开放了报禁,并将最高权力依照宪法约定,从党返还给了人民代表大会。所以这让你们对言论自由和宪政特别的谨慎。但是时代已经不同,现代的资讯传播终于让屏蔽形同虚设。而文化的限制却让中国始终难以出现影响世界的文字和电影,使我们这些文化人抬不起头来。同时,中国也没有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媒体——很多东西并不是钱可以买来的。文化繁荣其实是最省钱的,管制越少必然越繁荣。如果你们坚持说,中国的文化是没有管制的,那就太不诚恳了。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

如能达成,从我而言,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让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那便更好。

但是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将都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蚍蜉撼树,不足挂齿,力量渺小,仅能如此。当然,只我一人,没有同伴,也不煽动读者。我不会用他人的前途来美化我自己的履历。同样,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品质,所以我相信这些迟早会到来,我只是希望它早些到来。因为我觉得我还能写的更好,我不想等到老,所以请让我赶上。

以上是基于我的专业领域的个人诉求。我觉得在这场让大家都获益良多的讨论里,研究该是什么样,不如想想应该怎么办。据说一个人一次只能许一个愿望,我的愿望用完了,其他的诸如公平,正义,司法,政改,一切一切,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再提。虽然我觉得自由未必是很多人的第一追求,但没有人愿意常常感觉恐惧不安。愿各位没钱的能在一个公正的环境里变有钱,有钱的不再为了光有钱而依然觉得低外国人一等。愿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像这个圣诞一样不畏惧讨论革命,改革和民主,担忧国家的前途,视它为自己的手足。政治不是肮脏的,政治不是无趣的,政治不是危险的。危险的,无趣的,肮脏的政治都不是真正的政治。中药,火药,丝绸,熊猫不能为我们赢得荣誉,县长太太买一百个路易威登不能为民族赢得尊敬。愿执政党阔步向前,可以名垂在不光由你们自己编写的历史上。

2011年12月24日

说民主

Filed under: 思想, 新闻与政治 — L. @ 23:49

韩寒

问:革命不一定是暴力革命,天鹅绒革命就是完美的典范。

回答:我不认为天鹅绒革命能够发生在中国。不谈当时的国际局势,也不说整个捷克的人口只有北京的一半。相信天鹅绒革命其实就是选择相信了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你不能把一场完美的革命常挂在嘴边来反驳也许未来不完美的改革。我理解中国很多文人和学者对天鹅绒革命的感情,他们甚至能够在脑海中将自己代入哈维尔的角色暗自感动。但无论中国发生暴力革命或者非暴力革命,文人所处的地位和角色远远比他们想象的要低得多,更别说能作为领袖了。而且国民素质越低,文人就越什么都不是。你也不能用完美的民主,完美的自由,完美的人权从字面上解释应该什么样子的来逃避中国的现实。改革和民主其实就是一场讨价还价的过程,你不能盼着执政者看了几本书忽然感化把东西全送给你。你不能天天盼着天鹅绒革命,再由你来扮演哈维尔,并瞬间让每个中国人有一张选票,还都不能被贿选。捷克至今也不是普选。所以我的观点很简单,暴力革命我们都不愿意发生,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否则在书房里空想民主和自由憋爆了自己也没有意思,改良是现在最好的出路。

问:你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人素质太低,不适合民主。政府有没有给你维稳的回扣啊?

回答:我不知道你如何看出了这个结论,我觉得我已经写的很通俗了。民主不是适合不适合的事情,它迟早会到来。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谁都不希望来个卢旺达式的民主,虽然这并不是真正广义的民主。有时候缓缓来,有时候突然来。也许它来的不那么彻底,来的不那么全部,来的不那么美式,来的不那么欧式,但在你的余生里,它一定回来,回首起来,可能还来的有点平淡。

问:你的意思是一切只能靠执政者的恩赐,而不是人民自己的争取?

回答:给执政者压力当然重要,但遗憾的是,执政者的配合更重要。这的确需要运气和人品。现在社会各个阶层是割裂的,比如执政者,你动车事件闹得再大,他们依然淡定,觉得这是民间的事情,不费一兵一卒,时间自动摆平,执政者的家属可能完全不关心这事,只关心谁要上谁要下,谁的岁数差一点,XX位置怎么排。而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事情依然能自然过去。当然,更有可能是他们都没有感受到舆论压力。好比你账户里有十亿,你丢了一千块,你自然不紧张。文化界兜里加起来的总和就五百,而他们认为统治者兜里也就三千,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放大的统治者的焦虑。人家完全没考虑你的问题。而文化界很多人认为一切的问题就是体制的问题,仿佛改了体制一切都迎刃而解,他们虽然善良正义,嫉恶如仇,但要求农民和工人和他们拥有一样的认知,甚至认为全天下都必须这么思考问题。可事实往往有些让人寒心。

因为拉力赛都在偏远地方举行,我这些年去了上百个各种各样的县城,这些都不算特别封闭和贫瘠的地方,我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他们普遍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和腐败的痛恨更多源于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亲戚得到了这一切,而不是如何去限制和监督,只有倒霉到自己头上需要上访的时候才会从词典里捡起这些词汇来保护自己,只要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他们就满意了。一切能用钱解决的社会矛盾都不算什么矛盾。而知识界普遍把国民对这些词汇的这种应急应用当成了他们的普遍诉求,觉得与文化界形成了共识。我不认为在分歧和割裂这么大的国家里能有一场美好的革命。你也许觉得这正是执政者驯化的结果,所以要改变执政者。但现实就已经这样了,那一两代人已经这样了。但是幸运的是,我和他们的子女聊天时,互联网和各种传媒已经或多或少的打开了他们的眼界。所以我并不悲观。

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共产党给怎么怎么样,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所以更要着眼改良。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问:如果革命到来,有影响力的文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回答:文人到时候就应该扮演一颗墙头草,但必须是一颗反向墙头草。文人需有自己的正义,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响力就越不能有立场,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张,不能跟随任何的信仰,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骗子,不听任何承诺,想尽办法确保不能让一方消灭其他方而独大。所以未来的中国如果有革命,谁弱小,我就在那里,它若强大了,我就去它对手那里。我愿牺牲自己的观点而争取各派的同存。只有这样,才有你追求的一切。

最后:在这个年末,可以谈论这些,就是最大的新年礼物,和以往的论战不同,这里没有对手。感谢各位争论的朋友,你们都是优秀的。文不对题,望能理解。新年快乐。

2011年12月23日

谈革命

Filed under: 思想, 新闻与政治 — L. @ 20:01

韩寒

  最近翻看了很多问题,革命和改革两个词被频频的问起。平时媒体也很喜欢问,但是也只是一问一听,无法见诸报端。写下来无论什么观点,八成也是不保的命。但作为这次冬至回读者问的第一篇,我就先用整个篇幅来回答我关于革命两个字的看法。我综合了读者和一些内外媒的提问,在这里一并作答。

问:中国最近群体事件频出,你认为中国需要一场革命么。

回答:在社会构成越复杂的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很坦率的说,革命是一个听上去非常爽快激昂并且似乎很立竿见影的词汇,但是革命与中国未必是好的选择。首先,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的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们普遍觉得自由。问他们需要公正么,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这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是可能不可能有的问题。我的观点是不可能也不需要。但如果你问我中国需要更有力的改革么,我说一定是的。

问:你为什么不去领导一场起义呢?

回答:开玩笑,就算我认同革命,并在上海起义,而且还稍具规模,官方只要一掐断互联网和手机讯号,我估计不用政府维稳机器出马,那些无法用QQ聊天或者玩不了网络游戏看不了连续剧的愤怒群众就足以将我们扑灭,你也别指望着能刷微博支援我,你三天上不了微博就该恨我了。

问:那难道中国就不需要民主与自由了么?

回答:这是一个误区,文化人普遍将民主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其实对于国人,民主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自由。因为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所以,好的民主必然带来社会进步,更加法制,这势必让大部分并不在乎文化自由的人们觉得有些不自由,就像很多中国人去了欧美发达国家觉得浑身不自在一样。所以,民主和自由未必要联系在一起说,我认为中国人对自由有着自己独特的定义,而自由在中国最没有感染力。

问:我认为中国顽疾太深,改革已经没有用了,只有来一场革命才能让社会好转。

回答:我们假设革命没有遭到镇压,当然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我们幻想一下革命,假设,革命到了中段,学生,群众,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农民,工人,肯定不能达成共识。而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人群,那就是贫困人口,这个数目大概是两亿五千万。你平时都不能注意有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甚至从来不使用互联网。既然革命能够发展到中段,必然已经诞生了新的领袖。没有领袖的革命一定是失败的,白莲教起义就是很好的例子,而有了领袖的革命,也不一定好到哪里去,太平天国又是很好的例子。中国式的领袖,绝对不会是你现在坐在电脑前能想象的那些温厚仁慈者。这样的一个领袖,八成独断专横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动力,是的,听着有点耳熟。但中国人就吃这一套,也只有这一套才能往上爬,这个社会习惯了恶人当道,好人挨刀。文艺青年们看好的领袖一个礼拜估计就全给踢出局了。而越是教育水平高的人,越不容易臣服与领袖。所以这些人肯定是最早从革命中离开的。随着社会精英的离开,革命人群的构成部分一定会产生变化,无论革命的起始口号有多么好听,到最后一定又会变回一个字,钱。说的好听一点就是把应该属于我们的钱还给我们,说难听一点就是掠夺式的均富。你们不要以为因为我觉得自己有点钱,所以我怂了,害怕失去。在革命的洪流里,你拥有一个苹果手机,你是开摩托车的,甚至你会上网,你平时买报纸,吃肯德基,你都算是有钱人,甚至是有能力在互联网上阅读到这篇文章的人,都是充满着原罪的被革命对象。有一亿家产的人比起有一万家产的人反而安全,因为他们打开家门,门口已经放的是纽约时报了。最后倒霉的还是中产,准中产甚至准小康者。以前人们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自相残杀,现在的人们只认钱,所以很多人民已经被训练成只认钱的自相残杀者。所以你就想象吧。而中国人讲究清算,这也必然导致镇压。

任何的革命都需要时间,中国那么大的国家,不说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权利真空。稍微乱个五年十年的,老百姓肯定会特别期盼出现一个铁腕独裁者,可以整治社会秩序,收拾一下局面。至于从百花齐放重新看回人民日报,这个真的没所谓。况且我们的一切假设都建立在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下,所以这些都是幻想,连幻想都不乐观,就别提操作了。

问:那你看埃及,利比亚⋯⋯

回答:埃及,利比亚是被一个人独裁统治几十年,城市也不多,一个事件作为爆点,一个广场用来演讲,就可以革命成功。中国没有一个具体的个人能成为被革命的对象,城市,人口众多,而且各种千奇百怪的灾难都发生过,G点已经麻木,更别提爆点了。就算社会矛盾再激烈十倍,给你十个哈维尔在十个城市一起演讲,再假设当局不管,最终这些演讲也是以被润喉糖企业冠名并登陆海淀剧院而告终。

当然,以上更是废话,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

问:你的观点非常的五毛党,是被政府买通了么?为什么不能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

回答:在这样一个非此即彼,非黑就白,非对既错,非带路党既五毛党的社会里,革命两字说起来霸气,操作起来危害更大。也许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其实这并不是中国最大的急迫。相反,一人一张选票,最终的结果还是共产党代表获胜,谁能比党更有钱?五百亿就能买五亿张选票。不行加到五千亿。一年税收都十万亿呢。你和人家比有钱?你觉得你周围的朋友的公正独立,那样的人加起来也就几十万张选票。你看好的有识之士,能有十万张都不错了。唯一能和共产党抗衡的就是马化腾,因为他可以在QQ登陆的时候弹出一个窗口:谁选我马化腾,谁就可以得500Q币。此举估计也能获得两亿张选票。但问题是,到时候马化腾一定会入党的。民主是一个复杂,艰难而必然的社会历程,并不是什么革命,普选,多党制,推翻XX,这些脱口而出的简单词汇可以轻易达成的。如果你对司法和出版都从来没有关心过,你关心普选有什么意义呢。无非就是说起来更拉风一点。这和那些一说起赛车只会提F1,一说起足球只知道世界杯的人有什么区别呢。

问:我觉得中国的革命和民主只是时机的问题。你认为什么时机最合适。

回答:革命和民主是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是完全不等同的,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这个咱们不是早就已经证明过一次了嘛。历史曾经给过中国机会,如今的局面则是我们爷辈的选择。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

但这样的国家,也不需要任何的革命了,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到了那个份上,一切便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也许你能活着看见这个国家的伟大变革,也许你至死都是这个死结里缠绕的纤维,但无论如何,你要永远记得,错车时请关掉远光灯,也许我们的儿女将因此更早的获得我们的父辈所追求的一切。

冬至回读者问之一,完。

2011年04月28日

清华校训

Filed under: 思想 — L. @ 23:17

关于清华校训,我在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的网站上看到是这样的(梁启超的演讲原话就很好):

本校校訓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源于周易乾坤二卦,卦辭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緣民國三年冬,梁啟超先生來校演講,講題為「君子」,即以此辭為中心內容,激勵清華學子發憤圖強,並把此二卦辭作了如下的詮解:

「乾象言:君子自勵猶天之運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且學者立志尤須堅忍強毅,雖遇顛沛流離,不屈不撓;若或見利而進,知難而退,非大有為者之事,何足取焉。人之生子世猶舟之航海,順風逆風,因時而異。如必順風而後帆,登岸無日矣。」

「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寬厚猶大地之博,無所不載。君子責己甚厚,責人甚輕。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于人』蓋惟有容人之量,處世接物,坦然無所芥蒂,望之儼然,此所以為厚也,此所以為君子也。」

接著,梁先生又引申勉勵清華學生說,「清華學子,薈中西收新文明,改良我社會,促進我政治,所謂君子人者,非清華學草,今日之清華學子,將來即為社會之之鴻儒,集四方俊秀,為師為友,相磋相磨,他年遨遊海外,吸表率,語、默、作、止,皆為國民所仿效,設或不慎壞習,慣之傳行,急如暴雨,則大事僨矣。深願及此時機,崇德修學,勉為真君子,異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瀾,作中流之砥柱,則民國幸甚矣!」

這次演講以後,學校即以此八字為校訓,作圖制徽,永久流傳。

2010年03月28日

集中力是怎样练来的

Filed under: 思想 — L. @ 17:08

张五常

  前文《思想要有憩息的空间》提到:集中力可以练回来。几位同学跟着求教怎样训练集中力。本来不打算回应,后来一位说他上课时魂游四海,老师说的听不入耳,成绩不好。我于是认为要说说怎样训练集中力。自己当年上课也是魂游四海,成绩也是差得离奇。

  先给那位同学一点安慰吧。当年上课我魂游四海,可不是因为集中力不够,而是倒转过来:集中力太强!老师说的沉闷,或题材毫无新意,我的思想就集中于钓鱼、放风筝等玩意上,想着怎样改进这些玩意的技能。不能说我当年没有集中力,只是集中于学校之外的「学问」罢了。这种「集中」当然每试必败,被逐出校门罪有应得,对前途的发展可以很麻烦。但除了这些不幸,因为集中力强而魂游四海不一定是坏事。当年我在钓鱼、放风筝及不少其他孩子们的玩意上所向无敌,知道自己之能,到了近二十四岁把集中力转到学问那方面去,其效果与孩子时玩的差不多。

  这就带来先要说的两件事。其一是如果你对某些事项没有兴趣,集中力是无从培养的。问题是有天赋可以误导。兴趣往往要认真地尝试一段时日才能肯定自己有没有。好比下象棋与打桥牌,我有点天赋,但没有兴趣。有点天赋但培养不起兴趣的事项,这里那里足以应酬一下就适可而止吧。

  第二件事:除非生计上有所需要,自己知道没有天赋的不要强求。当年在乒乓球与桌球这两项玩意上,我很快就知道自己的天赋不足。天赋不足不难知道。条件是要客观地衡量自己。一九五二年我教阿团打乒乓球,教了两天我知道他的天赋比我高出太多。三年后我对阿团说他是世界冠军的材料。

  学问是另一回事——完全是另一回事。也有两点。其一是学问千变万化,不同的各方面数之不尽,同学要尝试,不可能找不到自己有兴趣的。其二是要在学问上作出贡献,甚至作出重要的贡献,超凡的天赋是不需要的。以经济学为例,如果搞纯理论,天赋不足或不自量力地搞,以悲剧收场是惯例。然而,在学问上搞理论不是那么重要。另一方面,有实用性的理论不多,学之不难。一代大师如高斯,经济理论他知得少,只是对成本概念的掌握到家。高斯的主要本钱是集中力强,可以持久地在一个话题上拼搏。集中力与拼搏之能也算是天赋吧,虽然不是举世哗然的森穆逊那一种。高斯的持久集中与拼搏之能让他碰中大奖:调查音波频率他碰中了高斯定律!我认为一百年后的经济思想史,高斯的名字会盖过森穆逊。不断地尝试是一脚踏中的玄机,但要有持久的集中力,也要知道踏中的是否重要。后者是品味的取舍,是另一种天赋。没有兴趣不宜搞学问,品味尘下也不宜。

  缺乏兴趣是无从培养集中力的。同学们求学的兴趣不足,尝试不够是一个原因。更关键的原因是老师学问不足,或教得沉闷。在中、小学,老师的选择不多,学子要不是听天由命,就要靠自己选择有趣的读物,或多交有启发性的朋友。进了大学,选择老师的弹性加宽了。在大学选老师,不要选讲得好听的。要选有学问深度的老师。当然,有深度而又讲得好是两全其美,很有点苛求。我当年只管学问有深度的老师。

  当年在大学,走遍校园查询教授高士,同学之间的传言通常可靠。当然要找有头有脑的同学才问意见。千万不要管哪位教授打分是宽还是紧。入课室要早到,选坐前排,听课时要跟着教授的思路,要跟得很紧。如果因为要抄笔记而略为跟不上,不抄为妙。当年我不作笔记,只是带着一些纸张,胡乱地写些什么,好叫教授以为我记下他说的。其实我集中于听他说,集中于跟他想,抄笔记会扰乱这集中力。紧跟教授的思路是上课时训练集中力的重要法门。曾经提及,我重复又重复地旁听艾智仁的课,过了两年他说一句我往往猜中他下一句会说什么。不作笔记,集中地听,课后集中地想,想不通的找他集中地问。如此这般地练了三年,你道我学的是些什么?是需求定律。离开大学后我不断地把这定律应用到真实世界的现象去,六十五岁才动笔写《科学说需求》。

  没有兴趣不能集中,脑子疲倦也不宜。记着,思想是脑子的运动,而疲倦是不宜思想的。集中不要勉强。漫无目的,近于什么也不想的那种魂游,对集中可有大助。让脑子憩息对思想重要,对集中也重要。

  这就带来自己的经验之谈。顶级的集中力不可以招之使来,而是要等impulse的出现,即是要等有点激情的欲望,有点难以自制地要去想。这种「激情」不可以招之使来,但如果思想的憩息处理得好,不愁不会出现。习惯了,不招之也会来。更奇怪的是,好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在半睡半醒中我会无端端地想到答案。可能因为集中地想而不达之后,脑子可没有忘记,在梦中给我提供答案。这是思想集中带来的意外收获。

  同学们要考一下自己的集中力吗?晚上坐在书桌前读书温习,把手表放在书桌上。如果你能练到过了三十分钟才知道手表的存在,你的集中力有小成。动不动过了两个小时才知道,你的集中力没有问题。

  一九六六年,我写好了《佃农理论》的第一长章,打字近四十页。老师艾智仁在该文稿写下评语,密密麻麻,没有放过一句。回家晚饭后我坐在书桌前细读艾师的评语,逐点消化,细想每点怎样处理,达到自己满意之境时,发觉十七个小时过去了。这是我不知时间过去的集中最长的一次。那时三十岁,体力胜于今天。今天是疲倦终止我的集中力,最长约三个小时。跟大自然斗法是斗不过的。

  不知道时间过去是衡量集中力最可靠的准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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