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 Strive for a Brilliant China

2012年06月10日

读秦晖《传统十论》(4)

Filed under: 社会, 历史, 圖書, 新闻与政治 — L. @ 14:37

既然是全书的重头,让我们直接跳到第五论先睹为快。

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主要关注典籍中的思想,尤其是这些思想的形而上层面。但是历史进程中真正关键性的还是“社会思想”而不是“典籍思想”,特别是精英们通过“行为”而不是通过言论著述表达的、往往对社会实际影响更大的那些思想。这主要是指落实在制度设计与政策思维层面上的思想。

吏制,是中国制度设计的重要特点。作为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可任免官僚,中国帝制时代的“吏”是其他盛行贵族制、领主制、土司制的古文明,包括中国境内的许多少数民族历史上所没有的,甚至也是帝制前的华夏上古时代没有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儒与吏是相对的,前者以价值观为归宿,后者以执法为职业。直到科举盛行之后,才出现了儒吏合一的局面。但儒家仍然以其科举出身而自诩为“官”,从而又出现了官与吏的对举。

人们常把儒家文化当成中国文化的同义词,但毛泽东同志却强调“百代都行秦政制”,而“秦政制”恰恰从理论到实践都是极端反儒的。在吏治问题上,儒、法两家的思想几乎是两个极端,即儒家的吏治观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以伦理中心主义为原则,主张行政正义优先。而法家的吏治观则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以权力中心主义为原则,主张行政安全优先。

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双方都有约束,所以原始儒家虽然讲君权父权,但并不等于绝对专制。相反的,根据儒家“圣道”高于君命、儒为王者师、信仰高于权位的观念,从“圣王”理想中产生“从道不从君”的人格追求,从而对君权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意志。这是儒家历经三千年沉浮仍不乏人称道的基础。

然而,儒家的高调理想在缺乏外在监督的情况下却极易演变成任人唯亲的小圈子政治。这样不仅贻害吏治,而且不利于皇权。于是实际吏治反而是按法家的一套运作。

在法家看来,唯一可信的是法(普遍主义的赏罚规定)、术(通过分权制衡驾驭群臣的权术)、势(严刑峻法形成的高压)。君王安排吏治,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顺天应民,实现行政正义,而是确保大权在我。法家要求臣下的忠顺比清廉更重要,而且与儒家不同,法家要求这种忠顺是无条件的,即“臣忠”不能以“君仁”为条件。

为了行政安全至上,有时不仅行政正义可以放弃,连行政效率也可以牺牲。法家之“治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有意分割事权,使其相互牵制。这种为了确保皇权安全的“分权制衡”往往比近代民主制下为了保护民权而设立的分权制衡还要复杂得多,可以说中国远远超过了西方。(必须承认法家的某些制度确实对吏治是有限制作用的)另一方面,法家主张“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一以法度律之,但它讲的不是公民权利的平等而是“臣民义务的平等”,人人都是皇上之奴,因此彼此不得相互依附。可见法家传统的确是加强大共同体中央统治的利器,无怪乎百代都偏好秦制了。

正是因为法家的权力制衡和法度平等都是皇权本位而不是民权本位的,当我们在那个“批儒扬法”的时代把儒家仁义之说与温良恭俭让的“传统”反掉之后,我们离民主与宪政却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但从实用角度讲,法家高度重视行政安全而具有突出的生命力,从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而没有遇到真正可以取代的另外的选择。

从秦至清的整体看,中国吏治传统的主流是“儒表法里”,即说的是儒家政治,行的是法家政治;讲的是性善论,行的是性恶论;说的是四维八德,玩的是“法、术、势”;纸上的伦理中心主义,行为上的权力中心主义。与一般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不同,法家是一个从根本上与儒家截然不同的价值体系,这对人们的行为方式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之一是传统国人的人格分裂或双重人格。这可以理解儒法之外的第三种传统即道家传统为什么如此重要。

道家在对国人的行为影响中实际上是一种“思想润滑油”,具有很浓的犬儒色彩。弱者的无为,在很多情况下即是苟且,但庄周的苟且却不自承无奈,而是把它奉为崇高境界。在这种境界中,真伪、有无、是非、善恶都可以不分,或者说都不可分。有了这样游戏人生的心态,人们就可以在“儒表”与“法里”的巨大反差之间表现得漫不经心,以无所谓、何必较真的姿态适应那种说的一套做的另一套的生存方式。儒法道三者互补的情况构成了过去两千年间的常态。

更进一步,儒的实际地位未必赶得上法、道,用明儒王夫之的话说:“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一般地讲,中国历史上有权者自己真正相信的是“法、术、势”,而要别人相信仁义道德。但理想主义者的下场有目共睹,结果是国人越来越“圆融通透”,价值理性却越来越萎缩。各人以追求专制权力为中心,在强权之下唱高调,说假话。强权不及之处,则痞风大盛,道德失范,几成丛林状态。对于这种强权哲学和犬儒哲学互补式的双重挤压,儒家理想主义者们历来痛感至深。现代儒家徐复观亦有名言:“先秦各家思想,除法家本为统治阶级立言以外,最先向专制政治投降者即系道家。”

法道互补对传统吏治带来的首要危机就是行政不正义,也就是腐败。因为在法家的观念里,不仅人是利己的,而且不利己的人是有害的。真正“从道不从君”的儒家会舍己为民不惜违君,这在法家看来是对政权极大的威胁(想想说真话有多么不易)。就监督机制而言,法家的严密监督机制实际上是为了行政安全,所以它主要以官为监督对象,而对胥吏舞弊疏于监管。在实际政治中,中央财政征收越多,越需要更多的“国家经纪人”,或授予地方上更多的“国家经纪”权;而另一边地方合法财政亏空严重,贪污和横征暴敛则越发不可收。

可悲的是,中国传统君权几千年的实践,一方面君权专制的力量之强大、组织之严密、制度设计之殚精竭虑都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另一方面那既不神圣又不令人敬畏的宝座人人想坐,以至觊觎皇位者之多也是人类诸文明中罕见的(从古埃及直到后来的欧洲、日本诸国都没有造反的民众争当君主的)。我们没有人人平等相待的传统,倒是有极为悠久的在丛林法则下“平等的”争夺奴役他人之权力的传统。因为几千年来国人所尊崇的,根本不是对君主的敬畏和信仰,而是对“法、术、势”的恐惧。所以我们才有几千年的流血革命,却不见根本性的制度进步。

相对而言,最为传统的民本派儒家主张“从道不从君”,“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虽被法道互补所挤压,却是与现代思想最为接近。因为“民本”也好,“民主”也好,其背后最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本是一种普世性的“人之常情”。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传统儒家与现代思想在最基本的人文价值上是可以沟通的。

因此儒家的当代意义,在于将中国的传统民本文化与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相结合,打破强权法家与犬儒道家对思想的控制,打破大共同体扼杀公民个人权利的专制。不管是一姓之国还是人民之国,都没有理由非法侵犯乃至剥夺公民的个人自由和权利。与满脑子厚黑学的法吏和只想着“逍遥游”的犬儒相比,传统儒家士大夫那种“从道不从君”的信仰、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的热情、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骨气,是推动现代社会进步的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2012年05月6日

读秦晖《传统十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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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论和第五论是全书的精髓所在。用作者的话说,对中国传统的事实判断(中国传统究竟是什么)和价值判断(否定还是肯定)一直是中国思想界的主题。而前一判断更是后一判断的基础。

传统的认识,一是从生产方式上强调租佃关系,二是强调宗法伦理、整体和谐与非个性化的“儒家文明”。村落、家族等小共同体的自治与和谐被认为是华夏文明的特性。

这些认识是否准确?在第一论里,作者已经从实证的角度提出了质疑。更进一步说,如果真的是社区自治,国家权力无法涉及,农民运动为什么总能突破社区范围而在全国水平上发生?其实并非民间贫富冲突而使官府卷入,而是官逼民反导致民间贫富冲突。所以俗语历来有“官逼民反”而从无“主逼佃反”之说。

事实上,编户齐民的传统中国在大多数时候是一个大共同体本位的社会。秦开创了大共同体一元化统治和压抑小共同体的法家传统。这一传统在经济上强调利出一孔的国家垄断;在政治上反宗法、抑族权、消解小共同体,使专制皇权能直接延伸到臣民个人而不致受到自治团体之阻隔;在理论上崇奉性恶论,黜亲情而尚权势。(我国迄今为止的许多政策似乎仍与法家传统不谋而合)这里小共同体的解体并非由公民个人权利的成长,而是相反地由大共同体的膨胀所致。

在秦以后,除开一个短暂的“表里皆儒”的魏晋时期,中国在大多数时间里延续的是“儒表法里”的大共同体一元化传统。即在表面上承认多元共同体权威(同等尊崇皇权、族权、父权、绅权等等)而实际上独尊一元化的大共同体;讲的是性善论,信的是性恶论;口头的伦理中心主义实际的权力中心主义;表面上是吏的儒化而实质上是儒的吏化。

所以,与其它前近代文明相比,中国人对社区而言的“自由”是极为可观的。然而中国人对国家的隶属就更为可观。

至于近代中国社会中形成的小共同体(宗族是其常见的形态)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它可能既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发达,也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传统。可以看到,越是闭塞、不发达、自然经济的古老传统所在,宗族越不活跃,而是越外向、商品关系发达的后起之区反而多宗族。这可能与大共同体本位的动摇与小共同体权利的上升有关。须知,即便是在古代中国,专制国家对宗族组织的支持是为了抑制臣民个体权利,而不是想扩张“族权”,更不是支持宗族自治。

近代中国的启蒙与革命是在救国救亡的民族危机背景下发生,人们痛感国势孱弱、国家涣散,在强国梦中很难产生对大共同体本位的“国家主义传统”的深刻反思,个性解放与个人权利的近代意识主要是冲着小共同体桎梏即“宗族主义”的束缚而来,便成为理所当然。从严复、梁启超到孙中山都在抨击宗族之弊的同时发展着某种国家主义倾向,尽管这种国家主义所诉求的是现代民族国家而非传统王朝国家,但它毕竟会冲淡对“大共同体本位”之弊的反思。在此潮流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反“儒”而不反“法”,在对宗法礼教发动激进抨击的同时并未对儒表法里的传统作认真的清理。批判的主流只是把传统专制当作皇帝个人的或皇帝家族的“家天下”来反,而缺乏对大共同体扼杀公民个人权利(甚至也扼杀小共同体权利)的批判。似乎只要不是一姓之国而是“人民”之国,就有理由侵犯乃至剥夺公民个人自由。皇帝专制是恶而“人民”专制是善的观念就此流行。

在近代公民社会之前的西欧才是“小共同体本位”社会,国家主义在他们那里是一种近代思潮。所以他们的近代化过程是他们摆脱对小共同体的依附而取得独立人格、个性自由与个人权利的过程。忽视东西方的差异而片面学习抑制小共同体可能与现代化南辕北辙。在中国的环境下,争取公民个人权利与争取小共同体权利二者间很可能形成客观上的良性互动。这一互动的核心在于限制政府(包括中央政府也包括地方政府甚至是民选政府)权力。而这一过程必须谨慎以免陷入混乱和分裂进而导致历史进程的倒退。具备独立思想和健全人格的公民社会的形成是保障这一过程不出现偏差的重要一环。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审视儒家思想,我们可以看到儒家虽然没有个人本位之说,但却有“共同体多元化”倾向而反对大共同体一元化。因此新儒学必须不是以解构所谓“西学”、而是以解构中国法家传统为己任的。新儒学的对立面不是公民权利,而是大共同体独尊。新儒学理论必须公民本位化,而不是国家主义化。下面要讲的第五论将对此有更多的分析。

两个存疑:

第一,为什么西方历史没有能够出现像中国的秦那样的大共同体传统呢?

第二,美国自建国以来大的趋势是联邦政府的实力不断增强,以致个人权利受到威胁和抑制,是否是大共同体膨胀的先兆?

2012年04月29日

读秦晖《传统十论》(2)

Filed under: 经济, 历史, 圖書 — L. @ 00:11

第二论,谈中国历史上的“抑兼并”和“不抑兼并”。

这篇其实可以跟秦晖的谈当代改革的“尺蠖效应”参照来看。可以看到,从古代到现代,很多东西极其相似。

抑兼并,可以理解为国家采取严厉措施反对两极分化的行为;而不抑兼并,则主张国家应该放任不管。抑兼并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以共同体(而不是以公民个人权利)为本位的传统社会(包括中、西方在内的一切前近代社会)本质所决定的一种政策。因此,不管是焚书坑儒的秦朝,还是独尊儒术的汉朝,经济政策上是相似的。文化专制不管以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为符号(不管“独尊”的是儒术还是别的什么术),从根本上说就是与经济自由不相容的。

历来“抑兼并”者都有两大理由,一是道义方面的,即削富益贫为的是“百姓均平”;一是财政方面的,即“利出一孔”为的是“富国足用”。前一理由源自早期儒家,后一理由源自早期法家。正如我国汉以后的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都是“儒表法里”的一样,在“抑兼并”方面通常也是说的道义理由,实际动机则多出自财政理由,即通过经济垄断充实国库。我国历史上历次大规模抑兼并运动,都是在朝廷财政危机的背景下发动的。而多数王朝的崩溃恰恰是朝廷的“汲取能力”过分强化而使民间不堪忍受所致。

先秦法家是公然鼓吹以“国富民贫”为治国之要的。商鞅认为民贫才会求“赏”,而国富才能给“赏”,两者皆备则朝廷便能以“重赏”驱民去干任何事情,因此国家“利出一孔”而人民“家不积粟”是最理想的。韩非更有“足民何可以为治”的宏论,认为百姓富足了便会想入非非,不好治理,只有让他们贫穷才会依赖于国家。

另一方面,道家在无为而治、自由放任的旗号下主张“不抑兼并”,其道义理由是“官不与民争利”。然而在传统中国语境中,“官”与“民”这对对立范畴是有双重含义的:一为“公私”之别;一为“贵贱”之别。所谓“官”不与“民”争利就有两种解释:一是国家不与私人争利,二是权贵不与平民争利。“不抑兼并”的道义理由正是基于后者,但其实际理由通常却是基于前者。即:国家应当放手让权贵们攫取私人财富。其极端后果也是王朝崩溃、天下大乱。

所以,传统中国常见的是:“不抑兼并”导致权贵私家势力恶性膨胀,而“抑兼并”又导致朝廷“汲取能力”恶性扩张,于是朝廷轮番用药,在“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交替循环中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直至危机日重而终于崩溃。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兼并”在本质上并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权力行为。“权力也统治着财产”、“通过如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等办法来捉弄财产”。“权力捉弄财产”的封建经济不可能讲“过程的公正”,无论专制朝廷的“公权力”还是权贵家族的“私权力”都既不让规则公平更不让起点公平,于是国家的“自由放任”会放出无数土皇帝与土围子,却放不出一个中产阶级,而国家的经济统制也只会“与民争利”,却统不出个理性调控机制。

2012年04月28日

读秦晖《传统十论》(1)

Filed under: 社会, 历史, 圖書 — L. @ 21:02

非常经典,强烈推荐阅读。

(注:笔记中引文众多,以下不再特别标出。引号的使用大多是沿用作者的格式。)

第一论,即以实证来反驳对传统中国的认识。

包括国外的学者对传统乡村的认识是: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所以有人认为,国家不能有效地整合、动员乡村社会资源,致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停滞状态之中。这样的认识带来的结论是:或者以强调文化特殊论的“宗族自治”来排斥“西方的”法治与公民权观念,或者以强调“国家压倒宗族”的“现代化”性质来论证任何形式的中央集权都是“进步的”“民族国家建构”。

20世纪末发现的长沙走马楼吴简,公布了东汉末年至孙吴初长沙郡一带大量的赋税、户籍类简牍。从聚落的角度看,这些人户呈现出极端的多姓杂居状态,其杂居的程度已经达到显得不自然的程度,令人怀疑是否有人为的“不许族居”政策的结果。而根据民国时期河北定县的史料,农村的姓氏聚集程度要远高于汉晋年间的长沙,宗族活动就已经十分微弱。因此可以推论,在吴简所反映的时代,哪怕最简单的宗族组织都是难以存在的。

另一方面,吴简反映的“国家政权”在县以下的活动与控制却十分突出,已经形成了发达的乡、里、丘组织,和常设职科、层级与对上负责制。注意魏晋时期是历史上公认的宗族最盛的时代。但这种大族的活动恰恰是“县以上”的高层政治现象,而与“县以下”的平民社会几乎无关。只要处在帝国官府的控制下,乡村就仍然是编户齐民的乡村,而不是宗族的乡村。

根据对历代史籍的考据,以姓作为村名,其实是宋代兴起,到明清才大盛的。而国外学者比较容易到达的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的确是在近代宗族较为活跃的地区。所以才会有前述对传统的错误认识。

国权归大族,宗族不下县,县下惟编户,户失则国危,才是真实的传统。

 

2011年12月5日

读书: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

Filed under: 经济, 金融, 圖書, 新闻与政治 — L. @ 19:34

非常值得推荐的一本书,对东南亚地区各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都有很多第一手的描述。其基本观点包括:

– 东南亚的经济使政治权贵和经济权贵之间关系的产物。政治精英在国内服务业赋予经济精英垄断性的特许经营权,经济精英与政治主人分享经济利益,却不对其政治势力构成威胁。这种合作关系超越种族,并极具生命力;

– 大亨的垄断本身是政府政策的产物,而大亨们只是适应能力特别强而已。他们积聚了大量个人财富,但对科技进步、鼓励创新、提高增长几乎没有什么贡献;

– 经济利益牢牢控制了政治体制,几乎不会因为确实出现的政府变换而受到影响。

尽管这些地区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民主制度,但它们的经验似乎表明:民主实验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在一个本身缺乏公民和权利意识的土地上,仅靠外来的力量建立起一套表面上的民主制度是缺乏根基的,并不能等于从此就万事俱备,必然带来国家的进步和发展。东南亚是如此,中东的某些地区也是如此。反之,国家的发展是否必然催生公民意识的觉醒,从而引导不同的国家各自走上形不同而神似的民主法制的道路呢?如书中所说,在19世纪的欧洲、美国和日本,来自底层的缓慢但一致的大众挑战推动了政治生活,并通过联合,迫使大型企业前进。东南亚,乃至中国,是否会有同样的过程?

其他的观点和体会包括:

– 书中提到,1960年印尼发生对华人的迫害,中国政府从印尼接回了大约13万名华侨,与某些宣传中中国对印尼的种族屠杀不闻不问是不一样的。

– 大亨们虽然拥有规模企业,且又有资金,却极少对出口感兴趣。原因很简单,出口是一项全球竞争的商业活动。大亨们擅长的是获取本地服务业的特许经营权。

– 在大亨们对经济控制过于紧密的地区,媒体的监督被大大削弱了,因为大亨们对媒体广告的控制足以令反对者销声匿迹。与银行业一样,具“系统重要性”的公共媒体应接受特别的监督,披露其主要收入来源,并限制其赖以生存的收入中过大的比例来自于同一个控制人。

– 非竞争性的核心现金流是大亨们商业帝国的基石。所谓护城河,就是比别人有多错一次的机会。

– 尽管东南亚的经济体制是腐败的,但它也比那种掌权者也想牟取商业租金的社会体制有效。

– 银行业的开放必须谨慎推进。尽管许小年等我十分尊重的学者都主张对银行业“去除管制”,但东南亚很多国家的经历表明,开放是必要的,但监管也必须到位。特别是,如何防止大股东通过银行掏空居民储蓄,而从事自己的关联业务,或向不值得贷款的投资项目提供资金。对银行的股东构成和比例应该有所限制(书中提到,东南亚最成功的国际企业汇丰银行最大的股东持股不超过1%。不过这可能是较早的情况,根据最新的年报,BlackRock等机构持有超过5%的汇丰银行股票),对贷款的去向也应该有规范。即便是完全以自身盈利为目的的银行,因为其复杂性和高杠杆,适度的监管也必不可少。

– 所有这些国家真正证明了的是,民主有许多种特点,它只是运行中的自由政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自由政体要求有独立有效的司法部、警力、行政部门和中央银行……东南亚没有提供什么民主失败的教训,它提供的是有关让民主运行起来的复杂性的许多教训。

2008年02月15日

2007读书盘点

Filed under: 圖書 — L. @ 21:36

说是盘点,其实十分汗颜。全年只看完了三本书,大概是高二时一个周末的阅读量。嗯,当然,看武侠书和看英文译著的兴奋程度不可同日而语。

1. 《动物农场》,奥威尔著,荣如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又叫动物庄园,极好的一本书。难以想象一本1945年出版的小册子竟与后来的历史惊人的相似,而直到今天仍给我们非凡的警示意义。每一个人,特别是善良的人,都应该好好的读一读这本书。

2. 《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上册)》,美国纽约摄影学院著,中国摄影出版社译,中国摄影出版社。不用说了,学习摄影的经典书籍。估计以后还要不断翻阅的。

3. 《漫话韩国》,李元馥著,朴惠国译,中信出版社。这是一本漫画书,最早在网上看到其中的一部分,讲中日韩文化的差别。后来与公司的韩国同事对照,书中所言非虚。关于韩国民俗习气写得十分有趣,是最精彩的部分。

还有两本书(姑且称之为书),是花了不少时间,但是还没有读完的,也列在这里。

4. 《激荡三十年(上)》,吴晓波著,中信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完成度90%。

5. 《Berkshire Hathaway Shareholder Letters》,Warren E. Buffett。完成度33%。

这是两本十分激动人心,激发梦想的好书。前者的动人之处在于参与一个社会的伟大变革-其中不乏偶然的变化带来的迥异的结果-这是变的伟大;而后者的动人之处在于建立一个伟大的为股东创造价值的公司-基于一些几十年一贯的原则-这是不变的伟大。有趣的是,它们都是几乎同样30年的历史。再过30年,我们将如何书写自己的历史?

希望2008能够读更多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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