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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6月10日

读秦晖《传统十论》(4)

Filed under: 社会, 历史, 圖書, 新闻与政治 — L. @ 14:37

既然是全书的重头,让我们直接跳到第五论先睹为快。

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主要关注典籍中的思想,尤其是这些思想的形而上层面。但是历史进程中真正关键性的还是“社会思想”而不是“典籍思想”,特别是精英们通过“行为”而不是通过言论著述表达的、往往对社会实际影响更大的那些思想。这主要是指落实在制度设计与政策思维层面上的思想。

吏制,是中国制度设计的重要特点。作为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可任免官僚,中国帝制时代的“吏”是其他盛行贵族制、领主制、土司制的古文明,包括中国境内的许多少数民族历史上所没有的,甚至也是帝制前的华夏上古时代没有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儒与吏是相对的,前者以价值观为归宿,后者以执法为职业。直到科举盛行之后,才出现了儒吏合一的局面。但儒家仍然以其科举出身而自诩为“官”,从而又出现了官与吏的对举。

人们常把儒家文化当成中国文化的同义词,但毛泽东同志却强调“百代都行秦政制”,而“秦政制”恰恰从理论到实践都是极端反儒的。在吏治问题上,儒、法两家的思想几乎是两个极端,即儒家的吏治观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以伦理中心主义为原则,主张行政正义优先。而法家的吏治观则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以权力中心主义为原则,主张行政安全优先。

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双方都有约束,所以原始儒家虽然讲君权父权,但并不等于绝对专制。相反的,根据儒家“圣道”高于君命、儒为王者师、信仰高于权位的观念,从“圣王”理想中产生“从道不从君”的人格追求,从而对君权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意志。这是儒家历经三千年沉浮仍不乏人称道的基础。

然而,儒家的高调理想在缺乏外在监督的情况下却极易演变成任人唯亲的小圈子政治。这样不仅贻害吏治,而且不利于皇权。于是实际吏治反而是按法家的一套运作。

在法家看来,唯一可信的是法(普遍主义的赏罚规定)、术(通过分权制衡驾驭群臣的权术)、势(严刑峻法形成的高压)。君王安排吏治,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顺天应民,实现行政正义,而是确保大权在我。法家要求臣下的忠顺比清廉更重要,而且与儒家不同,法家要求这种忠顺是无条件的,即“臣忠”不能以“君仁”为条件。

为了行政安全至上,有时不仅行政正义可以放弃,连行政效率也可以牺牲。法家之“治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有意分割事权,使其相互牵制。这种为了确保皇权安全的“分权制衡”往往比近代民主制下为了保护民权而设立的分权制衡还要复杂得多,可以说中国远远超过了西方。(必须承认法家的某些制度确实对吏治是有限制作用的)另一方面,法家主张“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一以法度律之,但它讲的不是公民权利的平等而是“臣民义务的平等”,人人都是皇上之奴,因此彼此不得相互依附。可见法家传统的确是加强大共同体中央统治的利器,无怪乎百代都偏好秦制了。

正是因为法家的权力制衡和法度平等都是皇权本位而不是民权本位的,当我们在那个“批儒扬法”的时代把儒家仁义之说与温良恭俭让的“传统”反掉之后,我们离民主与宪政却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但从实用角度讲,法家高度重视行政安全而具有突出的生命力,从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而没有遇到真正可以取代的另外的选择。

从秦至清的整体看,中国吏治传统的主流是“儒表法里”,即说的是儒家政治,行的是法家政治;讲的是性善论,行的是性恶论;说的是四维八德,玩的是“法、术、势”;纸上的伦理中心主义,行为上的权力中心主义。与一般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不同,法家是一个从根本上与儒家截然不同的价值体系,这对人们的行为方式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之一是传统国人的人格分裂或双重人格。这可以理解儒法之外的第三种传统即道家传统为什么如此重要。

道家在对国人的行为影响中实际上是一种“思想润滑油”,具有很浓的犬儒色彩。弱者的无为,在很多情况下即是苟且,但庄周的苟且却不自承无奈,而是把它奉为崇高境界。在这种境界中,真伪、有无、是非、善恶都可以不分,或者说都不可分。有了这样游戏人生的心态,人们就可以在“儒表”与“法里”的巨大反差之间表现得漫不经心,以无所谓、何必较真的姿态适应那种说的一套做的另一套的生存方式。儒法道三者互补的情况构成了过去两千年间的常态。

更进一步,儒的实际地位未必赶得上法、道,用明儒王夫之的话说:“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一般地讲,中国历史上有权者自己真正相信的是“法、术、势”,而要别人相信仁义道德。但理想主义者的下场有目共睹,结果是国人越来越“圆融通透”,价值理性却越来越萎缩。各人以追求专制权力为中心,在强权之下唱高调,说假话。强权不及之处,则痞风大盛,道德失范,几成丛林状态。对于这种强权哲学和犬儒哲学互补式的双重挤压,儒家理想主义者们历来痛感至深。现代儒家徐复观亦有名言:“先秦各家思想,除法家本为统治阶级立言以外,最先向专制政治投降者即系道家。”

法道互补对传统吏治带来的首要危机就是行政不正义,也就是腐败。因为在法家的观念里,不仅人是利己的,而且不利己的人是有害的。真正“从道不从君”的儒家会舍己为民不惜违君,这在法家看来是对政权极大的威胁(想想说真话有多么不易)。就监督机制而言,法家的严密监督机制实际上是为了行政安全,所以它主要以官为监督对象,而对胥吏舞弊疏于监管。在实际政治中,中央财政征收越多,越需要更多的“国家经纪人”,或授予地方上更多的“国家经纪”权;而另一边地方合法财政亏空严重,贪污和横征暴敛则越发不可收。

可悲的是,中国传统君权几千年的实践,一方面君权专制的力量之强大、组织之严密、制度设计之殚精竭虑都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另一方面那既不神圣又不令人敬畏的宝座人人想坐,以至觊觎皇位者之多也是人类诸文明中罕见的(从古埃及直到后来的欧洲、日本诸国都没有造反的民众争当君主的)。我们没有人人平等相待的传统,倒是有极为悠久的在丛林法则下“平等的”争夺奴役他人之权力的传统。因为几千年来国人所尊崇的,根本不是对君主的敬畏和信仰,而是对“法、术、势”的恐惧。所以我们才有几千年的流血革命,却不见根本性的制度进步。

相对而言,最为传统的民本派儒家主张“从道不从君”,“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虽被法道互补所挤压,却是与现代思想最为接近。因为“民本”也好,“民主”也好,其背后最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本是一种普世性的“人之常情”。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传统儒家与现代思想在最基本的人文价值上是可以沟通的。

因此儒家的当代意义,在于将中国的传统民本文化与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相结合,打破强权法家与犬儒道家对思想的控制,打破大共同体扼杀公民个人权利的专制。不管是一姓之国还是人民之国,都没有理由非法侵犯乃至剥夺公民的个人自由和权利。与满脑子厚黑学的法吏和只想着“逍遥游”的犬儒相比,传统儒家士大夫那种“从道不从君”的信仰、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的热情、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骨气,是推动现代社会进步的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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