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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4月29日

读秦晖《传统十论》(2)

Filed under: 经济, 历史, 圖書 — L. @ 00:11

第二论,谈中国历史上的“抑兼并”和“不抑兼并”。

这篇其实可以跟秦晖的谈当代改革的“尺蠖效应”参照来看。可以看到,从古代到现代,很多东西极其相似。

抑兼并,可以理解为国家采取严厉措施反对两极分化的行为;而不抑兼并,则主张国家应该放任不管。抑兼并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以共同体(而不是以公民个人权利)为本位的传统社会(包括中、西方在内的一切前近代社会)本质所决定的一种政策。因此,不管是焚书坑儒的秦朝,还是独尊儒术的汉朝,经济政策上是相似的。文化专制不管以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为符号(不管“独尊”的是儒术还是别的什么术),从根本上说就是与经济自由不相容的。

历来“抑兼并”者都有两大理由,一是道义方面的,即削富益贫为的是“百姓均平”;一是财政方面的,即“利出一孔”为的是“富国足用”。前一理由源自早期儒家,后一理由源自早期法家。正如我国汉以后的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都是“儒表法里”的一样,在“抑兼并”方面通常也是说的道义理由,实际动机则多出自财政理由,即通过经济垄断充实国库。我国历史上历次大规模抑兼并运动,都是在朝廷财政危机的背景下发动的。而多数王朝的崩溃恰恰是朝廷的“汲取能力”过分强化而使民间不堪忍受所致。

先秦法家是公然鼓吹以“国富民贫”为治国之要的。商鞅认为民贫才会求“赏”,而国富才能给“赏”,两者皆备则朝廷便能以“重赏”驱民去干任何事情,因此国家“利出一孔”而人民“家不积粟”是最理想的。韩非更有“足民何可以为治”的宏论,认为百姓富足了便会想入非非,不好治理,只有让他们贫穷才会依赖于国家。

另一方面,道家在无为而治、自由放任的旗号下主张“不抑兼并”,其道义理由是“官不与民争利”。然而在传统中国语境中,“官”与“民”这对对立范畴是有双重含义的:一为“公私”之别;一为“贵贱”之别。所谓“官”不与“民”争利就有两种解释:一是国家不与私人争利,二是权贵不与平民争利。“不抑兼并”的道义理由正是基于后者,但其实际理由通常却是基于前者。即:国家应当放手让权贵们攫取私人财富。其极端后果也是王朝崩溃、天下大乱。

所以,传统中国常见的是:“不抑兼并”导致权贵私家势力恶性膨胀,而“抑兼并”又导致朝廷“汲取能力”恶性扩张,于是朝廷轮番用药,在“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交替循环中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直至危机日重而终于崩溃。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兼并”在本质上并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权力行为。“权力也统治着财产”、“通过如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等办法来捉弄财产”。“权力捉弄财产”的封建经济不可能讲“过程的公正”,无论专制朝廷的“公权力”还是权贵家族的“私权力”都既不让规则公平更不让起点公平,于是国家的“自由放任”会放出无数土皇帝与土围子,却放不出一个中产阶级,而国家的经济统制也只会“与民争利”,却统不出个理性调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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