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增长方式与转变政府职能

《财经》杂志/总146期
——吴敬琏、高尚全、江平、许小年四人谈
 
原文摘录
 
  吴敬琏:“十五”计划提出了以结构调整和结构优化为主线。按理说,这与增长方式转变是一个路子。问题在于,产业结构由谁来调整和向什么方向调整:是更多地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还是一切由政府来指挥和操办。如果按前一方向,经济结构就能够向优化的方向走,实现经济学所谓“帕雷托改进”;如果按后一种办法去做,实际上是从改革开倒车。由于旧体制的遗产像各级政府继续掌握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严重扭曲等没有得到清除,有些地方在执行中实际上变成了由各级政府官员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调整结构,大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这就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许小年:为什么前苏联提出要转变增长模式却解决不了?为什么我们提了这么多年也解决不了?因为现有的增长模式有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即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只要政府仍然主导资源配置,增长模式就不可能转换。
  政府配置资源的目标函数不是效率,一定是别的指标,例如速度、规模、市政形象等等。这就决定了政府配置资源不可能、也不应该是追求效率最大化的。政府的功能主要是实现社会目标,而不是盈利。因此,只要政府配置资源,就会追求速度、规模,具有很强的规模扩张冲动,从源头上就忽视效益。只有民间办企业、建工程,才会追求效率的最大化。
 
  要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要素市场的改革,政府不仅要退出产品市场,也要逐步退出要素市场,让市场根据效益原则在要素配置上发挥更大作用。政府退出还意味着解除价格管制,让价格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现在的增长方式的基础是什么?廉价的能源、原材料和资金。价格管制的结果是人为扭曲资源的真实成本,助长了浪费资源的倾向。
 
  吴敬琏:有人误解说经济过热的原因只在于各个地方有扩张冲动,毛病只出在地方政府。我看这是一种不正确的判断。地方政府和任何一个社会主体一样,需要考虑自己和本地区的利益,问题的症结在于,人们在什么样的体制环境下去争取自己的利益。设定适当的体制,使局部和整体能够“激励兼容”,这就是中央政府的事情了。现有制度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地方。例如,把产值增长看成最重要的政绩指标,对土地、贷款等生产要素规定了过低的价格,等等,自然会鼓励各级官员不惜资本和其它资源耗费去追求“形象”改善和产值增长。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只要制定出一套全面的考核指标,就能防止各级政府只追求产值增长。西方经济学家讨论研究全面的人类发展或社会福利指标已经几十年了,至今还没有制定出公认的良好指标体系;更何况这里要的不是一种研究性的指标体系,而是考核用的指标体系,更是谈何容易。
  我看更容易见效的解决办法,还是毛泽东在和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谈话中所提出的那一条,就是实现民主。要让各级政府官员都受纳税人,即全体成年公民的代表的监督。专注于产值增长、而不顾资源耗竭、环境破坏等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做法就很难行得通了。因为任何只靠由上而下的考核,而没有作为社会主人的群众有效行使民主权力,是管不住官员的越权行为的,更没办法保证所有官员都自觉自愿地为大众谋福利。
 
  许小年:关于监管、垄断、市场准入,美国经济学家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在上世纪60年代对电力行业做了一个经典的研究,发现凡是实施电力监管的美国各州,电价比没有监管的各州还高。他提出“监管俘获”的理论解释这种现象,即垄断厂商把监管当局和政府俘获了,监管当局成了维护垄断厂商利益的工具。
  这个说法现在基本被学界接受,施蒂格勒也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理论对我们理解中国的情况很有帮助,我们有没有监管俘获的问题?监管是削弱了垄断,还是制造了垄断、巩固了垄断?
 
  吴敬琏:保持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而且,贫富悬殊的确是目前我们社会中违反社会公正的社会主义原则的一个严重问题。要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不公平的根源来自哪里,才能对症下药。收入不平等有两个可能的来源:一个是机会的不平等,一个是结果的不平等,照我看,目前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主要来自机会的不平等;例如贪官污吏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通过权力寻租,通过盗窃公共财产,通过买官卖官,很容易就成了千万、亿万富翁。
  市场经济中因为能力、财产等等不同造成富裕程度有差别,这个问题也要妥善处理,但是孰轻孰重必须分清楚。这个事情不弄清楚,事情就会搞乱、搞糟。比如有人说,现在不应当强调效率优先了,应当以公平为主。这种说法就把两种不平等混为一谈,而且把主要的矛头对准了结果的不平等。这是有问题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口号是有点问题,问题就在于这里所指的平等是结果平等,结果的平等和效率提高在许多情况下是有负相关关系的,比如平均主义的分配就会损害效率。但现在主要的不平等是机会不平等,而机会平等和效率提高是正相关关系,机会越平等,效率越高,增进平等和提高效率方向是相同的,而不是相反的。
  混同两种不平等,把矛头主要指向结果不平等的最大问题,是把“反腐”和“反富”混为一谈。矛头不是指向贪官和“红顶商人”,而是指向中等收入阶层的上层分子,如医生、教授、国企高管、中小企业主等等,这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腐”和“富”之间容易混同,但是领导和传媒的责任正在于帮助大众分清二者,真正懂得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令人担忧的是,现在好象集中注意的是结果的不平等,于是就要限制国企经理的最高薪酬,对一般的富人征高额税等等;还动不动就要“向富人开枪”。这种说法和做法不但没有抓住要点,还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贫富悬殊,是腐败、是用权力换取收入,即权力寻租造成的。
  内地一个大学校长告诉我,在那边最腐败的是卖矿,不大的官员卖一个小煤矿的采矿权,他和他的亲戚朋友一年之中就可以净赚一两千万。政府官员在什么地方拥有资源支配权力,就在什么地方造成了寻租环境,什么地方就是腐败的温床。贫富差距就会因此而扩大。
  卖官这么猖獗,就是因为权力有价。如果制止不了这个,限制国企经理人员的薪金等做法都是舍本逐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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